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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教育方面無意識地強調得不夠。
“我的妻子為我來哈佛作了巨大的犧牲，我放棄在殼牌的高薪工作到哈佛來，是一個大轉變、大適應的過程。妻子曾對我說：‘如果不去哈佛，你將一生後悔。’她是一個職業鋼琴家，為了照顧兩個孩子，寧願放棄自己的工作。我一方面要努力學習，一方面又認為應該與妻子和孩子一起分享生活的樂趣。因此，在哈佛的兩年，我每天要到凌晨三四點鐘才睡；我完全靠意志強迫自己學習。我在體力上被推向了極限，但家庭給了我支援，使我情緒穩定，能專心致志地用功。
“美國人非常開放，這是一個由移民組成的國家的特點。在美國，機會很多。我感到歐洲公司對亞洲人至少有一種下意識的歧視，所以我自認在殼牌公司的發展機會有限。美國人尊重亞洲人的成就。美國最好的大學裡，亞洲學生佔了主導地位，華裔在美國科技事業上很成功，可是這種成就會給美國人造成一種印象，以為華人只在科技方面強，殊不知華人在經營管理、諮詢、金融上也能出人頭地。
“我的事業心不受國界限制，我希望像王安那樣自辦企業，或者到一家大公司裡大幹一番。我夏天曾在王安電腦公司工作，發現那裡的管理方法比較直覺，不夠專業化、系統化。傑拉德·蔡以理財見長，當上了美國罐裝公司的總經理，是一個走正統企業管理的成功者。我的夢想是兩者都兼備，我將來的公司既要有技術上的創新精神，又要具備專業管理水平。”
黃煥平，祖籍廣東，出生於香港，來自加州，畢業於哈佛大學經濟系。
來校前曾在美洲銀行擔任企業金融經理人員，因負責設計預測美洲銀行北美業務的電腦模型，獲優異工作獎。曾獲國際武術錦標賽第四名，新英格蘭武術錦標賽第二名。一九八五年級哈佛工商管理碩士，在哈佛經理學院求學期間，在波士頓先鋒風險資本公司兼職。
“我大學畢業時，對於銀行、法律、諮詢這些吸引大多數同學的工作都不感興趣。風險資本這一行似乎與眾不同，風險資本公司的理財需要直覺，需要對明天的技術有遠見，需要對人，對風險企業家有判斷。風險資本公司的工作種類很多，電腦、生物技術、醫藥、半導體、人工智慧等層出不窮，這一切都賦予風險資本這一行以某種浪漫性。那時風險資本公司剛剛開始，但是我沒有實際經驗進不去。到美洲銀行後，我意識到要改行非得先進管理學校不可。哈佛經理學院的名字有分量，具有諷刺意味的是，當我被哈佛經理學院錄取後，有一家風險資本公司同意聘用我了，因此我到經理學院的目的在進校之前已經達到了，但是當時我已作出來經理學院的決定了。
“經理學院告誡我們第一年的功課極其緊張，不要在校外工作，我卻一邊上課一邊為先鋒風險資本公司工作了兩年。每星期工作二十到四十小時。
對我來說，工作是一種嗜好，把我從緊張的學習中解放出來，使我輕鬆一下，而且讓我把學到的用在工作上。學習也受遞減律的支配，花時間多，收效不一定大，如果我不工作的話，學習成績也許更好，不過這是我有意識的取捨。
“經理學院的學生有一種自命不凡感，以為哈佛是世界上最了不起的地方。進哈佛經理學院的確是件很光榮的事，但是經理學院每年招生八百人，絕對談不上是一個獨傢俱樂部，不管競爭在哪個水平上展開，不管你有多大本事，強中還有強中手。一畢業就自高自大，以為自己有能力經營大公司，作大投資，想大大整頓一下某個企業組織的人是得了‘MBA 綜合症’。
“作為哈佛工商管理碩士，別人對你，你對自己的要求和期望自然而然都高了。我個人的目標很高，我受家庭的影響很深，我家是個多子女的大家庭，連我共有十個孩子。父親原是廣州郊區的地主，一九四九年去香港開建築公司，一九六二年來美定居。我家先住在蒙大拿州，那裡絕不是栽培學者、律師、實業家的樂土。可是我家有五人考進了哈佛大學，兩人考進了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其餘的進了斯坦福大學、普林斯頓大學和麻省理工學院。我父母沒有受過西方教育，也不懂得美國教育系統的那一套，他們跟一般的中國父母不同，沒有在我們小時候強迫我們用功，他們培養我們的獨立能力，以為我們應當知道學習的重要性，不用做父母的叮囑。只要我們學習成績好，他們從來不管我們，我們自己學會管束自己，要是逼到非要他們來管教不可時，那一定會很嚴厲，事實上從來沒有發生過。
“我的中學是洛杉磯一所公立學校，質量很差，連半文盲的學生都可以畢業，我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