標點提示您：看後求收藏（奇妙書庫www.qmshu.tw），接著再看更方便。
特務工作，我在的孫部正是一戰區指揮的部隊，與嶽有關，不見面不好；我在孫部的情況他們可能知道，不見面也不好；我到重慶主要問題在戴笠那裡，我到重慶去又要和戴笠見面，嶽是戴的戰區負責人，和嶽見面請他能和戴先打個招呼，可能要更方便些。愈是這樣，從麻痺他出發，我還非跟他見面不行。這是不能迴避的，我就主動先去看他。我去是在嶽住的地方，門上沒有機關的牌子，？？過傳達到了嶽的房子，見面時沒有其他任何人在場，只嶽一人。見面中我對他只作一般的應酬，只談華北抗戰的情況和我去重慶“中訓團”的事。我向他表示和孫殿英的關係很久，抗戰前一直是在北京住，我告訴嶽我這次是去重慶中訓團受訓，準備和戴笠見面，以後有些事還請嶽幫忙。嶽當時表示能幫忙的一定幫忙，？？也不談過去歷史，政治問題他也沒有向我詢問過。以後，嶽到孫的辦事處來看我，只是一般的談談。後來我請他吃一次飯，就更沒有多談什麼。談話時有可能表示我已不是共產黨了。我和嶽燭遠還一齊到過謝質如的家裡，他們兩個都是軍統和CC的招牌人物。
面對戴笠的收買政策（3）
1941年我從林縣前方去重慶，初到洛陽時，嶽燭遠對我是有警惕的，對我是用了一番偵察功夫的。在洛陽遇到一件事，我認為就是軍統佈置的對我的偵察。新五軍在洛陽的人員一般都住在瞿家屯，但在洛陽城裡設有辦事處，城裡的辦事處處長叫王松筠，他是為孫殿英販賣大煙的心腹。我駐在瞿家屯，時常到城裡辦事處去。那裡有很大的房子，前後院子好幾重，各方面人來來往往，吃喝應酬很多。有一天我剛到那裡，一進客廳坐下，就說有人要來見我，還要“面交”一封信。我就出去，有個人交了一封八路軍駐洛陽辦事處處長袁曉軒的信給我。這封信是幹什麼的？開啟一看是袁曉軒約我在洛陽有空襲警報時到北大街一個十字路口見面。當時洛陽？？常有敵人飛機空襲。1937年底抗戰開始以後我和袁曉軒在太行見過面。當時他在八路軍總部作參議室主任，曾？？代表八路軍總部到過孫殿英部隊，我們見過面。按照一般情況，我是共產黨，他是可能知道的，幸而抗戰後是由周恩來直接指派我做敵軍的打入工作的，而又採取了單線的關係，因而袁曉軒不知道我的身份，見面時也並沒有組織關係。我到洛陽後也並沒有和他見過面。我這次去重慶是有警惕的，等打發這個送信的人走了，當時我心裡有點奇怪：組織上我跟他並沒有關係，從組織關係說不應該建立這樣的聯絡。袁是公開的八路軍辦事處長，我到洛陽袁可能會知道，按我們當時的身份，如果他有事需要見面，完全可以採取公開的形式到辦事處見面，我們可以單獨談話，什麼問題也不會有。我當時考慮，以我們公開的身份，不容許這樣公開的秘密活動，不應該採取秘密的方式，特別是約我空襲警報後到大街上去見面，更容易暴露。空襲警報後大街上除軍警特以外，路斷人稀。在這種情況下，他是公開的八路軍駐洛陽辦事處長，是軍警特注意的重要目標，我是一個著軍服的高階軍官，兩人在十字路口見面談話，必然引人注意，彼此身份很容易暴露。這樣見面很不妥當。我就沒給他回信，也沒有去。隔幾天又和上次一樣，也是我剛到辦事處，有人送信來要親交，又是袁曉軒約我見面，還是約空襲警報後，只是地方改在城南離洛陽五六里路的洛陽名勝洛陽橋。這次我注意到，兩次送信人都正好在我剛到辦事處之後就來了，怎麼這樣巧？現在想，我在洛陽期間是有特務盯梢的。儘管郊區人煙稀少，我仍然考慮我沒有跟他見面的必要，如果我跑到這種荒郊野外的地方，出了事情也無人知曉，會搞個下落不明，這樣更不妥當。所以這次我仍然沒有照他的約會去見面，也沒回信。過幾天又來了第三封信邀約，約定的見面方式變了，以戰區的名義要我到長官部去開會，約定某日某時在一戰區長官部會客室或會議室。是不是信裡還提出開什麼會，已？？記不清楚。在一戰區司令部公開見面可以，我去了。我到時已有三四位先到，其中有李錫九老先生，其餘的人我都不認識。因為有前兩次約會，這次又有李錫九，我更加有了警惕了。當時還沒有想到袁叛變，只考慮怕有人監視，只和李老互相打個招呼，也沒有多說話，等了一刻，袁曉軒未到，我即匆匆告辭。這仍然是個圈套，約你單獨一個人，你不肯見面，就約幾個人，約了李錫九，我看李錫老也是糊里糊塗地見這次面。後來我被捕越獄到了解放區，才知道袁曉軒早已叛變投敵，是個叛徒，但當時組織還不知道，仍然在洛陽做八路軍辦事處長。才又回想起在洛陽他的三次約會肯定是嶽燭遠給我設下的圈套。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