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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建立孫部和八路軍的*關係。我曾??幾次到八路軍去,跟朱總司令和劉伯承師長、*政委見面。我到孫部後曾陪同孫殿英和朱總司令在太行見面,並與一二九師建立了聯絡。一直到1940年,新五軍與八路軍的關係,黨中央評價過(據彭副總司令說),認為國民黨軍和八路軍的*關係,從全國說孫部是最好的。這一期間也利用新五軍的關係,給八路軍做過不少工作,例如,1939年初掩護八路軍東進縱隊(只有百餘人),透過孫部到平漢路東開闢工作,這也是何長工佈置我做的。部隊由抗大的副校長某率領,要我做孫殿英的工作,一是讓這部分透過孫的防地林縣一帶到路東去,二是到路東後和孫的部隊不要發生問題。我做了這個工作,除東進部隊(人數很少)安全透過林縣過路外,還電知路東,記得是崔振之支隊,要和八路軍東進部隊搞好關係。其次,根據地有一段時間沒有製造能力,必須從敵佔區採辦軍工器材和無線電通訊材料,以及醫藥衛生材料。我們利用孫殿英在敵佔區的關係,透過秘密與公開結合的辦法在天津、北平一帶利用新五軍的名義代八路軍總部搞了不少這些東西,甚至八路軍到國民黨後方洛陽、西安等地活動時還可以利用孫部的證件(護照)、服裝等。當時八路軍時常有人到孫部,記得八路軍前總王伯屏就去過一兩次,八路軍也替孫部解決過問題,如1940年送給孫部冬季全軍棉衣等。
第二,1939年利用孫和豫北國民黨政權的內部矛盾,打了國民黨在林縣的豫北行政專員公署。專員姓吳,很反動,有三個營的地方土匪武裝。我由河南武安調動牛瑞亭支隊以移防為名到林縣打的。
第三,剷除孫部所在地最壞的反動地主武裝頭子李光地。李是武安的大地主武裝頭子,彭城鎮一個煤窯因為不滿足他的勒索,一次就在煤窯裡害死13個人;在這一帶也和八路軍鬧摩擦。利用孫和他的矛盾,打擊了這個地主武裝李光弟支隊,將李扣押撤換。牛瑞亭就是接替李的支隊司令。總之當時的*關係是不錯的,一直到1940年。這些工作是不易隱蔽的,隱瞞不了國民黨的特務的,因此要想同時和國民黨特務工作接近是有很大矛盾和困難的。而當時沒有出問題,主要是孫殿英的態度還沒有完全倒到國民黨去,他的部隊雖然有特務監視,然而在抗戰初期孫並不受特務的影響,蔣對他也無可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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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戴笠的收買政策(1)
我與孫殿英,從1937年抗戰爆發到1940年是合作的,1940年春關係開始破裂。邢肇棠走得很磊落,他把騎去的馬、帶走的槍,讓警衛員送回孫部。這當然與八路軍處理慎重有關。在這以前,邢並非共產黨員。在孫殿英部隊中工作的黨員也有離開的,李琦就跟邢一道走了。李琦的走,影響到孫殿英與李錫九先生的關係(李琦是李錫老的親外甥)。這種變化了的情況,到冬天就落到我的身上。自邢走後,矛頭轉向我,我的處境更為困難。先是在軍部政訓處出版的小報上公開對我進行攻擊,孫對我也戒備起來,他給我派了個副官,我當時理解,來的人名為副官,實為監視。跑了邢又再讓我跑了,顯得他太無能,加上“坐視朱懷冰被打”的事,總要有個著落。國民黨一方面對孫施加壓力,同時設法對付我,1941年初,國民黨軍委調我到重慶中央訓練團受訓。對於他們的意圖,我知道是以“中訓團”為名,到重慶以後用其他手法來對待我。孫殿英也同意我去重慶。以後我瞭解,他打算叫我去重慶,一則對重慶可以表明他的態度,二則藉此讓我離開他的部隊,一舉兩得。我當時考慮過離開孫部不去重慶,但這時彭文也在湘鄂贛特委發生了問題,組織決定已??動身從湖南??重慶到我這裡來,我已告訴她過重慶時住到孫的重慶辦事處,我如果走了,她會出危險。而且她們在路途上,我也無法通知她們說來了有危險。她們來了,我只能不走。邢肇棠脫離孫部前,李琦曾向我講過要離開孫部的事情,我和李琦講了這件事,暫時沒能走。而且,邢肇棠走後,孫對我有了戒心,脫身已??不太容易。我既不能走,就不能不去,否則國民黨會以抗命論處,是要加罪的,孫殿英也可以採取各種辦法配合(其實,這就是孫殿英與國民黨配合搞的),孫殿英是什麼事情都可以做得出來的。再者,也考慮到孫殿英的態度。我去重慶受訓,就是因為在孫部一段工作引起他們的懷疑,但考慮孫當時對我確實尚無傷害之意,只不過是想表白他的態度,緩和重慶對他的壓力。我考慮,只要孫無惡意,因而去重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