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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在我不慎的一天，他們果然走了。
那個暑假，我去了洛陽舅舅領的一個建築隊裡，搬磚提灰，做小工掙錢，以補家缺之用。可在暑假之後，回到村裡，也就轟然聽說，知青們嘩嘩走了，就像聽說了風吹雲散一樣。就像風吹必然雲散一樣，並不覺得，對他們走去有什麼驚異。然在那天夜裡，卻總是想著知青們走了，村裡又歸了平靜，還不如他們不走，總會有著事情的發生。
那一夜，我反覆記起，有個姓黃的知青，女的，在我們家吃著派飯的時候，母親給她烙了一個蔥花油餅，把那油餅十字切開，一分為四，而她卻是唯一一個沒有把那油餅吃完的人。
她吃了一半，還剩著一半。
她去吃飯的時候，我依然在門外的石頭上等她吃完離去。可等了不久，她就從我家推門出來，看看左右，徑直朝我走來，什麼也沒說，遞給我一塊紙包的油餅。原來，她在我家只吃了油餅的四分之一。知青走了，讓我總是想著她的模樣，和那一塊四分之一的油餅。來日裡下田幹活，我抽空去了知青點的幾間空屋，以為能找些什麼，結果卻是一片的狼藉空蕩，如同風吹雲散之後的一地柴草雞毛。
4 寫作
直到今天，對於知青我都沒有如許多人們說的那樣，感到是因著他們，把文明帶進了鄉村，是因為他們在鄉村的出現，才使農村感受到了城市的文明和文化。於我最為突出的感受，就是因為他們的出現，證明了城鄉的不平等差距，遠遠大於原有人們以為的存在，遠遠不只是一般的鄉村對都市的嚮往與羨慕，還有他們來自孃胎裡的對農民和鄉村的一種鄙視。
原來，課本上說的四個現代化建設，其間的農村現代化，其實只是一種美夢之想，如同一種天方夜譚。知青們走了，他們讓我隱約地明白，與其在土地上等待一種命運，遠不如努力地逃離土地，去試著改變一下什麼。也許，就在那些年裡，也許是在我讀二年級時，遇到的那個來自洛陽的女性同學，讓我過早地萌生了逃離土地的慾念。只是因為知青們的到來，讓那種子似的慾念，開始了一種莫名的膨脹。
我開始渴望，有一天真的離開土地，走進城裡。如同急要從土地上逃走的賊樣，我日日地瞪著雙眼，盯著我面前每一天的日子。也就忽然在某一天裡，從大姐的床頭，拿到了一部長篇小說，書名是《分界線》，作者是張抗抗。今天，在三十幾年之後，我已經無法回憶那部書的故事、情節，還有什麼細節。但是，在書的封底上那慣常的內容提要裡，卻寫著張抗抗是從杭州下鄉到北大荒的知青，由於她寫了這部小說，由於她到哈爾濱出版社進行了修改，於是在這部小說出版之後，張抗抗就從北大荒留在了省會哈爾濱裡。
這一提要的內容，當時讓我猛地一驚：原來，寫出這樣一部書來，就可以讓一個人逃離土地，可以讓一個人到城裡去的。也就在那個時候，1975年前後，我萌動了寫作的念頭；播下了寫一部長篇小說，到城裡出版並調進城裡的一種狂妄而野唸的種子。
也就開始了偷偷地寫作。
也就在剛把一部名為《山鄉血火》的革命長篇寫下開頭的時候，我開始到幾公里外宋朝的大理學家程顥、程頤的故里，去讀了高中。在剛進高一的一個班裡，有人偷偷指著我們的語文老師，說他姓任，不僅上過大學，而且還在家裡寫著比《紅樓夢》更為偉大的一部小說。說《紅樓夢》只有四卷，而他的小說，卻要比“紅樓”長出一卷。
我對我的老師，肅然而起敬。
在一次課上，老師講著語文，提問我時，我答非所問，反賓為主，問老師說，你真的在家寫著比《紅夢樓》更長的小說？那姓任的老師沒有答我。而是從口袋取出一個旱菸包來，在講堂之上，他熟練地撕下一番紙條，捲起了一根“炮筒兒”菸捲，點燃後昂然吸著，臉上露出神秘的笑容，說你們都看過《紅樓夢》嗎？如有機會，都應該看上一看。那個時候，我並沒有意識到《紅樓夢》一定就比《分界線》更為偉大；曹雪芹一定就比張抗抗和我們老師，有何過人之處。恰恰是後者和她的作品，讓我覺得所謂的寫作，並沒有多麼了不得的神秘，也不是什麼遙不可及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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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寂冷的光亮（1）
我開始了寫作，並堅定日日地寫著。
白天到幾里外的高中讀書，晚上躺在床上，輾轉反側，構思我的故事。星期天下地勞動，到了晚上就點上油燈，伏在一張陳舊而破損的抽屜桌上，寫著我的關於階級鬥爭和地主、富農、貧農，以及剝削與被剝削，反抗與被反抗，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