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鮮-我和光明1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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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融合與成長，光明是否能成為今日的光明？是否能創造昨日的那麼多奇蹟？答案都是未知的，因為歷史只提供了一種結果，但我知道，因為鄧小平在1992年提出的開放政策，讓包括香臺在內的資金得以進入，這讓正處在青春發育期的新光明一下子得到了充足的養料，飛速成長只是時間問題。

在我進入牛奶公司的1992年，如何引進外資仍是一個“政治話題”。

這一年，國務院頒佈的各項通知，仍然是“繼續轉換企業經營機制”，“繼續限產壓庫”、“繼續抓好品種質量效益”、“繼續清理三角債”等等，而由於效益不彰，搞活無策，龐大的冗員越來越成為國營企業不堪其重的負擔。在改革風氣較盛的華東地區，大膽嘗試引進外資成為新的改革風標。這年春天，浙江省杭州市生產保健品的青春寶集團與泰國正大集團合資，從而讓“靚女是否應該先嫁”成為社會討論的焦點，這個問題此後一直纏纏綿綿的熱議不斷，沒有定論，但卻在你來我往的爭論中，江浙和上海的國有公司紛紛開始了合資的嘗試，尤其是與香港臺灣商人的合作。我對於這種新改革，一向抱持著積極和開放的姿態。

1993年初，上海統戰部給我引薦了一個人，此人姓王，名雲程，我第一次見到他們時，是父子兩人同行而來，由上海統戰部部長作陪的，令人訝異的是統戰部長與這王家關係非常密切，後來我才瞭解到，王雲程老先生是國家副主席榮毅仁的姐夫，王先生是我國政府的重要統戰物件和朋友。他們此次來找到我，是想跟我們合作冰淇淋專案。

在與王家談合作之前，同樣透過統戰部的介紹，我已經在1992年10月跟另一家叫南橋的臺灣公司談過合作，會長是臺灣很有名的企業家陳飛龍，他想在上海尋找冰淇淋和為麥當勞提供食用油的合資夥伴。陳會長原籍上海，見多識廣，能言善辯，加上在臺灣商場上積累了豐富的企業運作經驗，是我們公司理想的合作伙伴。當時他在參觀我們技術中心看到我們精密的中式裝置時讚不絕口，他說在臺灣，冰淇淋已是個競爭異常殘酷的市場，他們的原料和技術中心只佔成本的20％左右，包裝和營銷才是他們的最大開支，這點跟我們牛奶公司的模式大不相同。他滔滔不絕地講述著他們在臺灣市場的競爭故事，包括他80多歲的母親每年春節團圓會，都要親自上陣慰勞鼓勵一線將士；包括披露諸跨國公司搶奪香港dairyfarm的內幕和競爭邏輯，這些交流第一次讓我把理論和市場結合在了一起，跟陳先生的合資談判最後雖然因為臺灣方面的政治原因而沒有成功，但是臺灣南橋的陳飛龍卻成了我市場合資意識的啟蒙者，從而一直留在我腦子裡。

與陳飛龍相比，此次來尋求合作的王雲程更加具有合作的可能性。當年王先生舉家到香港，在世界各地開廠做紡織生意，後來在臺灣開辦了福樂冰淇淋工廠，在冰淇淋領域裡積累了豐富的經驗。然後他準備到上海發展，我們公司的背景對他很有吸引力。我原準備用八廠的冰淇淋車間與他合資，帶他們去看過後他們沒有表示什麼意見。但當我向他介紹上海金橋開發區時，他卻提出要去考察一下。我們驅車前往正在七通一平大搞建設的金橋開發區，達到后王先生走下車只看了5分鐘，就告訴我們，“我的廠就定在這裡，定金付在那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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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超越合作（2）

我跟同行的人都呆了，“這就是所謂的厲害的臺灣商人？”大家心底都有個大疑問，因為當時這裡還只是一片在開發的處女地而已，難道王先生已經認定這裡是生財之寶地了？我們的不理解直到幾年後才變成了敬佩：若干年後，王以高出50％的價格將我們的合資企業賣給雀巢時，我們才知道這個5分鐘決定的價值。

這就是臺灣福樂的王家。王雲程先生已經86歲高齡了，我們尊稱他為王老先生，他特別不高興的說，我只有80多歲，你們不能把我叫老了，稱我王先生就可以了。他對上海的冰淇淋市場特別看好，堅持要和我們一起合資，哪怕我們只願投30％，而且當時還沒有現金，他都同意我們可以推遲到合資企業投產時再出錢。他把持著王家的前程，合資以後自任合資公司的董事長，他60歲的兒子只能是負責籌建的執行董事，30歲的孫子是公司市場營銷總監，他們還請來了原來臺灣福樂公司的總經理楊亮，這種對合資方的看重和尊重，讓我們有機會在工廠的建設期中，分享和學習到華人企業搏擊市場的經營理念和運作經驗。

福樂公司佔地不大但建設和裝置安裝特別精細，充分彰顯其優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