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鮮-我和光明1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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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鄉是否真的走錯了？我們開始迷茫、動搖。這時又有一篇文章給我們的焦慮添了把火，文章中有句話是這麼說的：“這些知青都是吃“狼奶“長大的，沒有知識沒有道德，不懂修養……”這真是近乎毀滅性的打擊，曾經我們賴以自豪的事業，到這個歷史時刻，卻變成了截然不同的性質，我陷入了沉思。

此時，知青上山下鄉的政策開始解凍，社會上出現了父母退休，子女可以頂替的新規定，一時間大批知青返回上海。那是一次洶湧而來的浪潮，甚至出現了一個八人的宿舍幾天之內走了六七個人的事情，其中也包括我費盡心力新提拔的知青幹部，留下的都成了孤獨、傷心、哭泣的人。我們原來有兩萬三千人的農場，幾個月內走了一萬六千人，最高峰的時候，農場用以證明身份的圖章就掛到派出所門口，要走的人自己蓋章就可以走了。我一面為無數青年可以重返城市、無數家庭可以團聚而喜悅，一面又擔心農場還能維持多久？未來我們將怎樣管理？

農場走了太多的人，已經顯得蕭條了。我們留下的人心情特別壓抑。一天，一位已調走的黨委領導來看我，他說：“佳芬，這麼多人走了，而我們留守在這裡。也許五年後他們讀書的、做工的人都成紅色資本家回來了，而我們什麼都沒有。但這是歷史，註定要有人像我們今天這樣做，我們就是鋪路石。”他的一席話觸動了我，我問自己，我真的願意成為鋪路石嗎？

考慮到自己還是農場的領導，還是知青的帶頭人，我決定放棄頂替母親回滬的機會，留在農場繼續好好幹。我說服了自己，就有能力說服別人。在此時的農場幹部會議上，我的表態發言顯得深沉和有力度，我說：“知青時代已經過去了，今天需要我們想清楚後自覺留在農場工作；農場也是社會經濟生活的組成部分，在這裡也可以有作為、有出息；我決定繼續留在農場工作，但我也必須尋找到我能發揮作用的崗位。”我懇切的語言和冷靜分析的發言，打動了所有在場的人。我的講話結束後，很多人都跟我會心地點頭。會後，很多人送來了真誠的鼓勵。

在以後幾年的政治學習運動中，因為農場人事變動很快，當時的領導陸續都調離了，我成了頂在風口浪尖的“留種西瓜”，理所當然要承擔很多責任。當時為解決老三屆知青中一批人繼續學習的問題，市教育局特地委託上海高校搞了兩年制的“幹部專修班”，我也積極報名，想了卻讀大學的夢，萬萬沒想到竟被告之“沒有資格”。我非常震驚，但此時的我早已習慣了各種打擊和不平，相反卻樹立起無比堅定的意志。我流著眼淚，強忍委屈和痛楚，發奮考上了電視大學工業經濟管理專業，我不相信我沒有上大學的權利。

在經受了一次次的風浪和考驗後，我都能感覺到自己已經能做到心態客觀平靜了：我不再隨波逐流，我也不再在乎別人怎麼看我。黨內整風時，一位農場領導找我談話，要我端正態度，我聽後非常坦然地告訴他說：我對自己的行為負責，我相信自己的所作所為夠得上勞動模範和優秀共產黨員的標準。我已經在為自己的理想活著，職位名利雖然重要，但最根本的是我要做一個對社會有價值的人。

第一章　青春激盪（8）

聯營廠生涯：是“充軍”，還是機遇？

我因生孩子而錯失第一次高考，在生完孩子的56天后，我帶著孩子和月嫂又回到農場的家。儘管我的未來還沒有答案，不知路在何方，但我卻清醒地知道：我不能停下來，必須抓住今天，爭取明天。為此，我給自己制訂了新的工作學習計劃，白天在工作中學習—儘可能爭取所有的實踐機會，增加自己的實幹本領；晚上則上夜校補習高中課程—下農場前我只完成了初二的學業，其後十來年中，我也一直沒有靜下心來專心文化學習，因此在孩子斷奶後，我馬上報名讀夜校，用了兩年的晚上時間，考出了高中文憑。

此時的我來到了三十歲的路口，俗話說三十而立，這是有道理的，我是該繼續留在農場還是離開成了長久的思考，離開我能做什麼，而留下又能幹什麼呢？在那樣的時刻我們特別需要燈塔的指引。恰在此時，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公報發表了，我看到其中一句話：把黨的工作重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生活在現在的人大概無法想象這樣的語言所代表的意義，但對於那時的迷茫知青而言，它卻是照亮未來的燈塔。在仔細思索了這句話的真諦後，我毫不猶豫地決定轉行搞經濟工作。當時我們農場正在和上海的中國鍾廠談一個聯營合作專案，憑直覺我認為這是我的機會，便主動請纓領銜掛帥。我全然不顧別人說是“充軍”、“貶職”的議論（工廠離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