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鮮-我和光明1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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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機發生在1974年。這年冬天，農場搞了一個大規模的紮根農場動員會，我們農場黨委把我父親、王安石的父親等十餘名知青家長請到農場場部，並要求家長在大會上表態發言—支援子女留在農場工作。活動結束後，我和父親一起從農場場部走回五七連隊，在長長的路上，父親對我說：“佳芬，今天來之前我已和你媽媽商量好了，既然我們已表態支援你紮根農場了，如果你覺得王安石是個可以信任和託付的人，我們就不反對你談戀愛了，你自己選擇吧。”我一直很慶幸我有一對深明大義的父母，而在那一刻，在父母解除了“戀愛禁令”後，我卻有了更大的壓力。

大批新知青來到農場，王安石被提到新建的連隊當書記去了。此後我到了場部當領導，他又去參加海豐圍墾指揮部的工作。頻繁的工作調換，我們只能互通來信互相關懷，同時我們也都把工作放在第一位，我們都渴望多積累工作經驗，為將來打好基礎，這是隻有在那個時代才有的特殊愛情關係。

1977年2月，我跟王安石在農場結婚了，他成了我守候一生的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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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青春激盪（7）

時間流轉，很快進入1976年，那是動盪變遷的一年。先是在1月8日，偉大的周恩來總理在北京病逝，首都人民含淚相送，《人民文學》作者吳瑛的一篇《十里長街送總理》在很多年內都令人潸然淚下。隨後的9月9日，偉大領袖毛主席也病逝北京。一年之內，中國相繼痛失兩大領袖，舉國悲痛。與之相比，另一場影響深遠的行動也在中國大地上蔓延，那便是粉碎“四人幫”，這場運動比毛主席、周總理的逝去更深刻地影響並改變了中國。

在上海，我們歡欣鼓舞地慶賀“四人幫”倒臺，積極參與到糾正歷史錯誤的社會大變革洪流中。但歷史的風雲註定是要大變了。1977年，高考恢復，一個被割裂的時代終於走到了盡頭，在茫然了10年之後，社會突然走到一個十字路口—我們又有機會實現讀書夢了。農場裡大批的知青幹部都開始參加高考，但我卻正在懷孕而與讀大學失之交臂，我丈夫王安石原本鐵定要上大學的，卻因他父親重病住院，不得不請事假在醫院照顧，因此我們雙雙錯過了這次歷史性的高考，否則人生可能又會是另外的風景了。高考不成，農場開始了清查“四人幫”的運動。由於星火五七連隊被列為“四人幫”樹立的先進典型，且當時張春橋的兒子又在我們農場一個連隊工作，於是我們就被懷疑與“四人幫”有關係，有人揭發我去大寨跟江青見過面，回來又作過許多報告。曾經的輝煌轉瞬變成了嫌疑，滄海桑田便這樣轉換著。另一方面，我在當農場領導時，提拔培養了許多年輕幹部，但到此時卻也變成了執行“四人幫”、“全青全新”幹部路線的罪證，成為批判我的理由所在。在一次幹部會議上，我竟然成了責問批判的焦點。我毫無思想準備，只覺難過委屈，腦子裡只有一句話：你們怎麼能這樣！我本能地解釋、申辯，但除了再次證明我在政治上的幼稚外，再沒有其他意義了。回到辦公室後我忍不住哭了，我的老領導莊俊平過來安慰我說：“佳芬啊，你要經得起這次考驗，你是領導班子成員，我們在執行黨的路線方針時，肯定會有各方面的問題，我們要主動配合。”老領導的一席話讓我豁然開朗，在擦乾眼淚以後，我從更高的層面去理解“撥亂反正”的偉大歷史意義，我理解此刻的我不能計較個人的得失，毛主席著作中歷史唯物主義、辯證唯物主義活生生地與現實世界對接起來。

第二年春天，我從黨委副書記改任黨委委員、政治部副主任。我很平靜地搬出辦公室，沒有抱怨，我覺得自己確實才疏學淺，要成為一名稱職的領導，必須在實踐中好好磨鍊，於是很熱情地開始新工作、新思考。此時的中國真正來到了改革開放的前夜，一場關於“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大討論在中國大地上洶湧澎湃地進行著，它顛覆了長期束縛著人們頭腦的精神桎梏，深刻地觸及到每個人的靈魂，我也被擊中了，我在不斷地思考中走向新的方向。

首先是因1978年《解放日報》的一篇報道，當時這份我從小就看的黨報頭版頭條上，刊發了一個叫曹南微的人物故事，此人中學畢業後病休在家，恢復高考時卻直接考進了研究生，《解放日報》選此人作為榜樣報道出來，立時在很多下鄉知青的心中掀起軒然大波，一份主流媒體，曾經刊登過無數讚揚上山下鄉的文章，今天卻在樹立另一種標杆，巨大的差異讓人不得不思索社會的風向是否已變？我們聽黨的話上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