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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它的影響非常廣泛。真正重要而尚未被意識到的發展趨勢，是發達國家即將面臨的勞動力短缺，尤其是可以滿足製造業和服務業中傳統職位需要的年輕人的短缺。所有的發達國家，全都面臨著勞動大軍在規模、年齡結構、教育結構和構成上的急劇轉變——這既是因為20世紀40年代後期到60年代中期出現在非社會主義國家中的“生育高峰”，更是因為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以及其後在發達的社會主義國家中開始並在20世紀60年代後期蔓延至所有發達國家的“生育低谷”。
人口動態將創造新的機會：經濟一體化的新市場和新模式。它們將引起對新政策的需求，尤其是對社會政策的需求，比如預見發達國家中的結構性冗餘併為之做準備的需求。西方透過失業救濟的做法和日本的“終身僱傭”政策，兩者最多都只是部分的成功，都是相當不充分的。最重要的是，人口動態將顛覆企業和政府以及僱主、工會和員工最珍惜的一些信念和習慣。透過大規模地用“生產分工”來取代製成品國際貿易，它們將挑戰被人們普遍接受的國際經濟和國際貿易概念。它們將挑戰人們普遍堅持的關於消費市場結構和分割的信念。它們很可能會把傳統的“多國公司”改造成為“跨國聯盟”。因為把就業和失業的傳統概念與衡量標準混為一談，它們將同時造成勞動力短缺和勞動力過剩。它們將迫使發達國家刻不容緩地為受教育程度高的管理和專業人員提供就業機會，而同時又將要求他們保證處於經濟貧窮邊緣的非技術或半技術人員能有工作。它們將淘汰我們最近一百多年來非常珍惜的一項成就：在規定年齡“退休”。它們將徹底改造發達國家的勞動力——不再有“傳統的”勞動力；不再是一支“勞動力量”，而是各有不同的需求、期望和績效特徵的多支“勞動大軍”。
人口動態正在迅速地把傳統組織改造成為“雙頭怪”——在這樣的組織裡，自主的管理機構和自主的專業機構並存於共生的緊張狀態之中。這些人口動態導致了對新的、不同的經濟戰略、社會戰略以及組織戰略的需求。
新現實
在21世紀，人口結構和人口動態就算不會靜止不變，但也很可能會再一次穩定下來。但是在20世紀的最後幾十年裡，人口結構將是經濟、社會以及世界政治中最不穩定、變化最劇烈的要素。
經濟學家、企業家和政治家向來都知道人口很重要。但是，他們通常沒有對人口給予更多的注意——而且他們的這種態度通常會得到諒解。這是因為人口轉變往往發生在很大的時間尺度上，對企業家或政治家必須要做出的決策而言，人口轉變顯得毫不相干——這些決策的時間跨度只有5~10年，而傳統的人口轉變的時間跨度往往是四五十年。
但是在20世紀的後50年裡，人口轉變的時間跨度已經發生了“突變”。如今，人口轉變正發生在非常短的時期內。而且，人口轉變已經變得激進、飄忽、矛盾——然而又比任何別的事物都更加可以預測。發達國家到2000年的勞動人口中的任何一個成員如今都已經出生了，而發展中國家的勞動大軍中的大多數成員也都已經出生，儘管他們進入職場的年齡要遠遠小於發達國家中的同輩（還像發達國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的情況那樣，他們的年齡只有十四五歲）。 電子書 分享網站
第3章 管理鉅變：新的人口結構和新的人口動態（2）
西方發達國家都曾有過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生育高峰”。這次生育高峰開始於美國；在1947～1949年的兩年時間裡，美國新生兒的數量幾乎增長了50％——絕對是一次史無前例的、我們尚無法解釋的激增。日本緊隨美國之後；在20世紀50年代早期，日本的新生兒數量增長至少是不亞於美國。在西方世界，最後一個出現了“生育高峰”的主要發達國家是德國。在德國，這次人口激增開始於20世紀50年代中期。
但是隨後，西方發達國家又一個接一個地遭遇了同樣空前的“生育低谷”。這次生育低谷首先在20世紀50年代後期從日本開始，然後在1960年降臨美國，最後在20世紀60年代後期到達德國。在每一個發達國家裡，新生兒的數量都空前地下降了25％～30％（只有英國例外，因為英國沒有顯著的“生育高峰”需要矯正）。從那以後，發達國家的新生兒數量就一直徘徊在谷底。
西方發達國家與社會主義發達國家之間的唯一差別，就在於社會主義發達國家壓根兒就沒有過“生育高峰”。俄羅斯的歐洲部分甚至都沒能彌補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嬰兒和兒童的巨大損失——在第二次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