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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將會有越來越多的人把職位看做是鍛鍊特殊技能（尤其是高技術能力）的地方，也會有越來越多的人把僱主（不管是大學、醫院還是企業）看做是一種“便利條件”。他們將“忠誠於”他們的技術、工具、學科和方法，而不是“效忠於”一家企業、一所大學、一個團體。我們將越來越多地僱傭類似於過去的流動熟練工的人，以及在一段時間裡為一個僱主全職工作、然後在另一段時間裡為另一個僱主兼職工作的人。
同樣重要的將是“年齡”意義的變化。在19世紀之前，沒有“退休年齡”也沒有“退休金計劃”——人們的預期壽命都不長。當“退休年齡”首次確定時（在19世紀80年代，俾斯麥（Bi*arch）任首相的德國最早提出了這一概念），人們都明白自己可能活不到那個年齡，至少不可能非常健康地活到那時候。傳統的退休金系統——它們的殘餘仍舊存在於我們的周圍——旨在照顧寡婦和幼小兒童的生存，而不是要向退休的員工提供退休金。
如今在大多數的日本企業尤其是規模較小的企業中，仍在盛行的退休金系統是出現在50年前，也就是20世紀20年代。員工在55歲退休，會拿到一筆相當於兩三年薪水的離職費。但是如果一個員工在55歲前就去世了，那麼他的遺孀和孩子也會得到相當好的照顧。在50年前，當日本人的預期壽命只有四十多歲時，這並非一個不合理的系統。但是如今，當55歲的日本人預期可以再活20年以上時，這個系統就完全不合適了。
當然，一個55歲的日本人並不會“停止工作”；他負擔不起。他會繼續為另一個僱主工作，通常是在一家薪水低很多的小企業，要麼就是作為一個“自我僱傭的”手藝人或臨時工。如今，同樣的模式出現在了所有的發達國家裡。人們仍舊普遍認為一個“退休”的男人或女人會停止工作，但如今這已經越來越像例外而不是慣例。越來越多的退休者要繼續工作，尤其是在通貨膨脹時期，儘管他們通常是為一個不同的僱主效力、兼職或者做臨時工。而且，在這些並未真正退休的退休者中，有越來越多的人不向愈加貪婪的稅務員報告自己的收入。
在蘇聯實際上就沒有所得稅。所有稅項都是隱藏在消費品價格之後的消費稅，而且都高得過分。因此，人們沒有在退休後隱瞞個人收入的動機。於是我們都知道，在俄羅斯，幾乎所有年齡不到70歲或75歲的退休員工都在全職或兼職工作；假如不是這樣，蘇聯的經濟就會崩潰。然而即使是在發達的非社會主義國家裡，儘管退休金要比蘇聯慷慨得多，但大多數被官方報告為“已退休”並且除了退休金（通常是免稅的）之外再無其他收入的人，幾乎也肯定是在工作，至少是在做兼職。
發達國家的唯一選擇，要麼是接受傳統的退休年齡已經不再有意義這一事實，就像美國正在做的那樣；要麼就是自稱一個官方的強制退休年齡仍舊存在，然後對“已退休”的人們還在繼續工作並且不報告收入的事實視而不見，就像在西歐愈演愈烈的情況那樣。歐洲工會對較低“強制”退休年齡的要求，只能讓這種虛偽變得更加流行。規定年齡上的傳統“強制”退休已經死亡，這既是因為達到這一傳統年齡的人們無法忍受在身體和心理狀態都還很好的情況下就無所事事，也是因為一旦發達國家中超過65歲的人佔到了成年人口的1/5或1/4，整個經濟就無力供養他們這些賦閒養老的人了。
第3章 管理鉅變：新的人口結構和新的人口動態（5）
但是在另外一端，進入職場的入門年齡也發生了同樣重要的變化。幾乎沒有什麼證據表明職位的要求已經變得更加苛刻。例如在加拿大的英語區，銀行近20年就已經在為入門職位招聘大學畢業生，而且現在更傾向於要求另外的工商管理碩士（MBA）學位。但是在講法語的魁北克，因為教育革命來得相當晚，所以同樣的加拿大銀行要為入門職位聘用高中畢業生——這些講法語的加拿大人在勝任工作方面的表現，絲毫不比在西部地區的英語學校裡多呆了4～6年的同行們差。
在1929年，底特律汽車裝配廠中的工長平均只有小學二年級的文化程度。然而，同1980年的大學畢業生工長比起來，他們卻有著要求更苛刻、更繁重並且高度自主的工作任務。1980年的大學畢業生工長受工會合同、人事部門、質量控制、生產排程和培訓主管等的限制——這些限制是1929年的工長從來沒有聽說過的。
入門職位之所以要求更高的教育程度，很可能主要是因為在如今人們的預期職業生涯這麼長的情況下，推遲新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