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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資本成本在國際競爭中將變得愈發重要。在過去10年內，美國成了資本成本最高的國家——日本則是最低的國家。所以，改變美國的高利率政策以及股份資本的高成本政策，將是美國政策制定者們的首要任務。這與美國過去5年裡實行的政策截然相反。但要做到這一點，就必須用削減政府赤字而不是維持高利率的做法，來阻止通貨膨脹。
對發達國家，尤其是對美國來說，勞動力成本作為一項重要的競爭因素，其地位的穩步下降可能是一種積極的發展趨勢。然而對第三世界國家，尤其是那些正在迅速工業化的國家，比如巴西、韓國和墨西哥來說，這是一個非常糟糕的訊息。在19世紀迅速工業化的國家中，日本是透過出口價格穩步上漲的原材料——主要是絲綢和茶葉——來完成這一過程的；德國，則是透過“蛙跳式”衝入當時的“高科技”產業，主要是電力、化工和光學儀器實現發展的。19世紀第三個快速工業化的國家，美國，同時利用上述兩條途徑發展自己。而對當前試圖進入工業化的國家來說，這兩條路都走不通了：第一條路因為初級產品貿易條件的惡化而走不通；第二條路也難於實現，因為它要求知識和教育的“基礎建設”，這遠非一個貧窮國家力所能及（儘管如此，韓國仍在朝此方向努力）。唯一的出路似乎只能依靠低廉的勞動力成本來競爭了。但這條路也會被堵死嗎？ 。。
第1章 轉變後的世界經濟（9）
從“實體”經濟轉向“符號”經濟
世界經濟的第三個主要變化是，“符號”經濟取代“實體”經濟，成為推動世界經濟前進的動力，並且在很大程度上獨立於“實體”經濟。所謂“符號”經濟，指的是資本流動、匯率和信貸的流通；“實體”經濟則指的是產品和服務的流通。這是最為明顯但也最難讓人理解的一個變化。
現在世界產品貿易量比過去任何時候都要大得多。無形貿易，也就是服務貿易，同樣如此。兩者的總貿易額大概在每年2�5萬億～3萬億美元。但在倫敦的歐洲美元市場——全世界的金融機構都在這裡互相借貸，每個工作日的交易額達到3000億美元，也即每年75萬億美元，是世界貿易額的25倍以上。
此外還有在世界主要金融中心（大體上是相互獨立的）進行的外匯交易活動，即一種貨幣與另一種貨幣進行的交換（如美元兌換日元）。這些活動的交易額大約在每天1500億美元上下，每年約為35萬億，是世界商品和服務貿易額的12倍。
雖然這些歐洲美元、日元和瑞士法郎有不少只是從一個人的腰包轉到另一個人的腰包，故此有不少是重複計算的，但這不足以解釋國際貨幣交易量和商品服務交易量為什麼會存在如此巨大的差異。合理的解釋只有一個：資本流動與貿易金融無關，它獨立於後者，並且遠遠超過了後者。
這種國際——更確切地說是跨國性的現金流動的爆炸式發展，形成原因不止一個。1971年，從固定匯率到“浮動”匯率的變化，可能帶給它最初的推動力（雖然有些諷刺的是，這種做法的本意恰好與此相反），由此引發了貨幣投機。還有一個主要因素是，1973年和1979年兩次“石油危機”之後，流動資金瘋狂地湧向*石油生產商。但毫無疑問的是，美國政府的鉅額赤字也在其中扮演了一個很重要的角色。美國預算這個“黑洞”把各方面的流動資金都吸了進去�，並使美國成為世界上一個主要的債務國。當然，人們可以認為，正是預算赤字造成了美國對外貿易和國際收支的赤字。但實際上，貿易和收支赤字是商品和服務的賣方借給買方——也就是美國的一筆貸款。沒有這筆貸款，美國政府的行政分支就不可能為預算赤字籌措到資金，或者說，它至少要冒著通貨膨脹的風險才可能在不動用這筆貸款的條件下支付預算赤字。
�曾在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擔任了30年經濟顧問的斯蒂芬·馬里斯（Stephen Marris），在其著作《赤字與美元：危機中的世界經濟》（Deficits and the Dollar： The World Economy at Risk，華盛頓：國際經濟研究所，1985年12月）中對此問題做過令人信服的論述。總之，一些主要的國家已經學會使用國際經濟手段來解決國內問題。它們對這些手段利用的程度是空前的。比如，美國利用高利率吸引外資，從而避免解決國內赤字問題。日本則不顧國內經濟的衰退，用大力推動出口的辦法維持就業。這種國際經濟的“政治化”，肯定也是資本流動和匯率極易變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