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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就是施瓦茲瓦爾德家。吉妮亞對我非常親切而且關心，提出種種問題，問我在倫敦的工作機會如何（可說是希望渺茫），以及我的財務狀況（更是悽慘），也問到維也納所提供的工作，並說，這可真是難得的肥缺。
突然，赫姆走進來。聽了一會兒之後，他對吉妮亞說出了幾乎讓人難以入耳的話，我從未聽過他對吉妮亞這麼說：“吉妮亞，放了這小子吧。你這個樣子，就像個愚不可及的老太婆！”然後轉過頭來，跟我說話。
“我是看著你長大的，一直很欣賞你的獨立，不人云亦云，甚至不會被我們的意見影響。你高中一畢業就決定離開維也納到國外闖天下，這點讓我頗以為傲。去年希特勒在德國主掌大權，你毫不猶豫地離開德國，叫我不得不為你喝彩。不留在維也納是對的，這個國家已成明日黃花，就快完蛋了。但是，彼得啊，”他把我從椅子上拉起，“回家整理行囊。往倫敦的火車明天中午就要開了，你一定得搭上這班車。”
他粗野地用力把我拖到門邊，幾乎要把我推下樓。他看我走到了樓下，準備開啟大門離開，就大聲吼叫：“不要擔心工作的事。工作總會有的，而且一定會比這裡的好。找到差事後，給我們寄張明信片，可別把我們忘得一乾二淨哦！”
第二天，我就搭了那班火車離開了。甫抵倫敦，不到6個小時，我就找到了工作，的確要比維也納提供的任何機會都好。我在倫敦一家商業銀行做經濟分析員，並擔任合夥老闆之一的執行秘書。之後，我遵照赫姆的話，給他寄了張明信片。書包 網 。 想看書來
第2章 赫姆和吉妮亞（2）
其實我欠他的實在不少，或許是太多了。這樣幫我，對這個已退休而含蓄的人來說，不知已盡了多少力。因此，我想給他寫封熱情洋溢的信，但又害怕被嘲笑說濫情，最後只好作罷。後來，我一直無法原諒自己沒寫那封信——因為我再也見不到赫姆了，沒有機會對他訴說心中的感激了。直到三年後，我和太太搬到紐約之前，每年聖誕節我還是會回維也納，每次回去，我一定去拜訪吉妮亞，但是已無緣見到赫姆了。他在1934年的夏天中風，後來身體雖無大礙，卻逐漸喪失了心智慧力。當然，他還有清醒的時候，可是那時我卻不在他身邊。多年後，有人告訴我，赫姆在神智稍微清醒之際，有時還會問：“為什麼總沒有彼得·德魯克的訊息？”
大人都很怕赫姆，對他那尖酸刻薄的嘴憤憤不平，同時因為赫姆不讓人接近，因此人人對他敬而遠之。他對小孩子一樣很兇——事實上，他對三歲孩兒的態度和對大人的沒什麼兩樣。也許正因為這樣，小孩子一點都不怕他，而且還挺崇拜他的。在他晚年，身邊總圍繞著一堆七八歲的孩子，和他吼來吼去。然而，他有一項身體特徵卻使小朋友害怕，那就是他的跛行。他一隻腳比另一隻短得多，因此成了可怕的畸形足。他的臀部向外突出，大腿又縮回來，和身體形成一個很奇怪的角度，膝蓋以下小腿的部分又向後扭曲。如果不用柺杖，赫姆簡直是寸步難行，即使有柺杖，他也幾乎只能像螃蟹一樣側著顛簸橫行。爬樓梯或是上斜坡對他來說，都是難事，然而他還是設法克服，並拒絕所有人的幫助。到了平地，他就可加大步伐，曳足而行，速度之快連壯碩的小夥子都難以趕上。根據謠傳，赫姆的跛足是小時候一次意外造成的：有人說，他在襁褓時，摔到地上；又有人說，他從窗戶跌了下來；最通行的說法是，他小時候騎著快馬，從馬上墜下，才成了今天這副德性。然而，赫姆本人卻不會談及自己的殘廢，也絕口不提家人、童年，以及少年時代的事。
大家都知道的是，他在1870年（或是更早）生於奧屬波蘭的最東邊，距離俄國邊界只有數英里之處，是家中最小的男孩。他的家一貧如洗，過著僅足以餬口的生活。他父親聽說是個遊手好閒的小販，家計靠做產婆的母親來維持。不過，之後他們還是得以向前邁進一大步，晉身為成功的中產階級。赫姆的舅舅，後來搬到維也納，成為當地的名律師，也是第一個領導維也納律師協會的猶太人。舅舅沒有子嗣，因此相當照顧自己的外甥，特別是早慧的小赫姆。他讓這些外甥都完成中等教育。赫姆的一個哥哥便住在維也納的舅舅家，並上了大學，後來成了一位受人尊崇的維也納下級法院法官。赫姆比同輩的孩子早兩年完成預校的學業，因此在畢業後一兩年間，大家和舅舅都認為赫姆應該會和哥哥走上相同的路子。
那時候的赫姆，應該不到17歲。然而，他那不按牌理出牌的“天賦”和意志力都已成熟了。他拒絕到維也納上大學，而選擇在奧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