龍床:大明王朝六位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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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而用心於此，所謂作無益而害有益也”。竟下令把它砸碎毀掉……皇帝眼裡只有糧食、莊稼和農活，中國其他方面的進化可想而知。

草莽之雄朱元璋（9）

這樣一個君主，大抵是比上不足，比下有餘吧。朱元璋之頭腦與“近代”無緣，然而比之中國歷史上數不勝數的無半點惜民之心的皇帝，此人算是良知未泯了。

一次，朱元璋出遊鐘山，回城時，從獨龍岡徒步一直到淳化門，才肯上馬。他感慨地對侍臣說：“朕久不歷農畝，適見田者，冒暑而耘甚苦，因憫其勞，徒步不覺至此。”話鋒一轉，他問這些近臣：農為國本，百需皆其所出，所以他們才辛苦成這個樣子，你們這些當官的，心裡曾經感念和體憫過農民嗎？接著，他說出一句很讓人震驚的話：“且均為人耳，身處富貴，而不知貧賤之艱難，古人常以為戒。”

不是朱元璋有“平等思想”，而是貧賤的出身使他比較能夠推己及人、將心比心，說出“均為人耳”這樣一番話來，一般帝王斷不能如此。

又某年隆冬時節，朱元璋視察城壕疏浚工地，見一民工光著身體，在渠水裡摸索著什麼，命人問之，原來是蠻橫的督工官員把他的鋤頭遠遠扔到水中，民工只好自己下河找尋。朱元璋聽說是這樣，馬上派人將民工叫上岸，另外發了一把鋤子給民工。他生氣地說：“農夫供役，手足皴裂，亦甚勞矣，尚忍加害乎？”他令侍從將那個惡官抓來痛加杖責，一面氣猶未平，回頭對隨行的丞相說：“今日衣重【ｃｈóｎｇ】裘，體猶覺寒，況役夫貧困無衣，其苦何可勝道？”隨即傳旨役民收工。

我一度因朱元璋屢興大獄、濫刑重典，而在心裡將他歸在“大暴君”的行列。後從孟森先生的《明清史講義》讀到這樣一句話：

太祖之好用峻法，於約束勳貴官吏極嚴，實未嘗濫及平民，且多惟恐虐民。

深受震動。對照歷史，這概括確與事實基本相符。以前，光注意到朱元璋殺人甚多，卻不曾留心他所殺的主要是些什麼人。經心史先生點撥，我對朱氏“暴政”的實質和特點，才知道要從更多的角度看。我以為，這種“暴政”產生於兩個層面的動力：一是朱元璋為保證帝權不受任何威脅，而有意識有步驟地剪除勳臣權要的勢力，這是他深思熟慮所制定和執行的計劃———這一層，我後文詳述；其二，他雖然坐在了皇帝的位子上，但幼年至少年得來的“為富不仁”、官貪吏橫的深刻印象，仍然作為一種根深蒂固的仇恨留在其心裡，使他本能地渴望打擊這些人，甚至極可能形成了刻意報復的非理性心態。

總之，朱元璋在許多方面，顯示出中國歷史上絕無僅有的一個“下層皇帝”才有的素質和個性。他的節儉，不是為了做出樣子“垂範天下”，實在是習慣了過窮日子。

炎夏之日他在東閣臨朝，天氣太熱衣裳汗溼，幾次更衣，群臣發現這些衣服都是洗了再洗以致褪色的舊衣。南京宮室初建，負責官員將設計草圖呈見，朱元璋“見有雕琢奇麗者，即去之”，理論是“宮室但取其完固而已，何必過為雕斲？”絕對老土。宮殿蓋得差不多了，照例應在梁壁施彩繪畫，還有人建議採用“瑞州文石”（或類乎今之所謂大理石）鋪地，統統被他制止，而命儒士熊鼎“編類古人行事可為鑑戒者”以及《大學衍義》等儒經，“書於壁間”。對於自己這一創意，他很得意，說：“前代宮室多施繪畫，予用此以備朝夕觀覽，豈不愈于丹青乎？”

洪武三年六月，天久不雨，朱元璋親率皇室全體人員到山川壇求雨，一律穿草鞋徒步而至，以草墊為席，露天而坐，白晝承受曝曬，夜晚衣不解帶即席臥於地；用餐由馬皇后率眾妃親手煮制，完全是粗糧做成的“昔日農家之食”，一連三日，才回鑾宮中。這種舉動，且不說其精神，假使沒有從小吃苦的底子，縱然有誠心恐怕也盯不下來的。

所以，當打下浙西，朱元璋曾對投降的浙西將士發表演講：“吾所用諸將，多濠、泗、汝、穎諸州之人，勤苦儉約，不知奢侈，非比浙江富庶，躭於逸樂。”說得很實在。

太子和公主宮中重新裝飾，需一種叫“青綠”的塗料，工部奏請採辦，朱元璋堅決不答應，說在庫藏裡蒐羅蒐羅，湊合著用就行了，“豈可以粉飾之故而重擾民乎？”一次，在奉天門附近他看見某散騎舍人“衣極鮮麗”，叫過來，問這身衣服花了多少錢，回答說“五百貫”，朱元璋聽罷大為惱火，斥道：農夫如何艱辛，食惟粗糲，衣惟垢敝，而你遊手好閒，不過仗著“父兄之庇”，如此驕奢，“一衣制及五百貫，此農民數口之家一歲之資也！”劉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