龍床:大明王朝六位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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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卻偏偏要在廷試中被內定為狀元，李東陽覺得說不過去，擬其為二甲頭名，已很過分，焦芳卻由此銜恨李，數次在劉瑾面前讒詈。一日劉親自以詩試其子，事後將焦芳叫來訓道：“黃中昨在我家試石榴詩，甚拙，顧恨李耶？”連基本可以說沒文化的劉瑾都覺得焦黃中所做之詩“甚拙”，其不學無術的程度可想而知。後來，焦芳與另一劉黨張彩（一作綵）爭寵不利，失勢，“乃乞歸”；劉瑾事敗，與張彩同被處死刑，焦芳卻倖免於外，據說劉瑾死前發牢騷說：“今彩與我處極刑，而芳獨晏然，豈非冤哉。”焦一生賣官無數、廣受賄賂，賺得缽滿盆滿，“居第宏麗，治作勞數郡”（意思是，他的宅第極豪華宏大，築建時動用數郡之力）。起義者曾攻下彼鄉泌陽，入其府，“發窖多得其藏金”。這樣一個作惡多端的無良小人，最終一生平安，難怪《明史》亦不禁驚歎：“芳父子竟良死！”

李東陽：弘治顧命三大臣的倖存者。參與了“倒八”運動全過程，並在失敗後與劉謝聯名請辭，獨被留任，且在以後劉瑾羅織的“奸黨榜”裡不見其名。對此，有人認為正德不便將父親囑託的顧命大臣“一鍋端”，而手下留情。但《繼世紀聞》提出瞭如下指控：“【劉】瑾素與李閣老東陽有舊，重其詩文。密以韓文等所劾【指“倒八”奏章】詢之東陽，得其大略，瑾等驚覺……”這個指控相當嚴重，倘果有其事，則李東陽所為不遜於焦芳。但此記載不見於別書，僅為孤證不可輕信，官史《明史》未予採納。不過，當正人君子紛紛見逐、罹禍之際，李東陽獨超然無恙，實為奇事。《明史·李東陽傳》對這位“不倒翁”的描述，用詞講究，大有深意，很堪玩味。有這樣兩個場景：場景一———當時他與劉、謝共同疏劾“八黨”，劉、謝持議欲誅瑾，詞甚厲，“惟東陽少緩”；場景二———劉、謝辭職獲准離京時，李來餞行，“泣下”，劉健嘲諷道：“哭什麼呢？當初閣下如果也堅決抗爭，現在自然就能夠和我們一道被恩准辭職了。”史家寫道，聞此語“東陽默然”。從這些細節來看，李雖未必屈膝附惡，但在大節大義之前，他選擇明哲保身是無疑的。以後，在整個劉瑾當政時期，他的表現基本可以概括成三點，一是忍辱負重、“委蛇避禍”，二是在力所能及的情況下保護一些清正之士，三是為劉瑾的胡作非為擦屁股，“凡瑾所為亂政，東陽彌縫其間，亦多所補救”，令國家不致崩潰。因此當時人們對李東陽有截然相反的兩種反應，有人認為“其潛移默奪，保全善類，天下陰受其庇”。然而相反的是，“氣節之士多非之”。他的一位門生、禮部侍郎羅玘，上書勸其從汙泥濁水中早早抽身而退，否則自己深感恥為東陽門生，“請削門生籍”｛75｝。我一直想找到這封信，多年搜閱，最後在《玉堂叢語》裡發現了它，照錄於下：

朱厚照：一不留神當了皇帝（23）

生【羅玘自稱】違【離開】教下，屢更變故，雖常貢書【晚輩給尊長寫信，謙辭】，然不敢頻頻者，恐彼此無益也。今則天下皆知，忠赤【正派人】竭矣，大事亦無所措手矣。《易》曰：“不俟終日。”此言非與？彼朝夕獻諂以為常依依【環繞不捨】者，皆為其身謀也。不知乃公身集百垢，百歲之後，史冊書之，萬世傳之，不知此輩亦能救之乎？白首老生【指自己，羅玘雖為學生輩，年齡卻並不輕】，受恩居多，致有今日，然病亦垂死，此而不言，誰復言之？伏望痛割舊志，勇而從之【聽從內心忠赤之聲的召喚】，不然，請先削生門牆之籍【逐出師門之意】，然後公言於眾，大加誅伐，以彰叛恩之罪，生亦甘心焉。生蓄誠積直有日矣，臨椷【書信，信函，通“緘”】不覺狂悖幹冒之至。｛76｝

讀此信，方知是時羅玘病重，將不久人世，而以此諫語為訣別，誠感人也。還有一個讀書人，獻給李東陽這樣一首詩：

文名應與斗山齊，伴食中書日已西。回首湘江春草綠，鷓鴣啼罷子規啼。｛77｝

詩中譏以“行不得也哥哥”、“不如歸去”之意。劉瑾倒臺後，御史張芹即對李東陽提出彈劾，指責“當瑾擅權亂政之時，東陽禮貌過於卑屈，詞旨極其稱讚，貪位慕祿，不顧名節”。這都是確鑿的。其實李東陽這一類政治家也算中國歷史的特產，從古到今並不鮮見。他們都聰明過人（李幼時即是神童，為天子召見，過門坎時太監笑道：“神童腿短。”小東陽隨口對以“天子門高”），身在官場，當政治極黑暗之際，他們八面玲瓏、委曲求全，同時折衝尊俎、周旋揖讓；從某種角度看，他們像中流砥柱，是亂世中僅存的良知，但換一個角度看，他們也實在難免同流合汙之嫌。這種政治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