龍床:大明王朝六位皇帝

第28部分 (第3/4頁)

那便是儒家倫理。儒家倫理裡面的“道”是高於一切的，包括作為具體個人的君王。創始人孔子已經注意區分“國家”與“君主”的概念，將國家置於君主之上，認為君主的正義性（合法性）來自於“國有道”，來自於國民的擁護，所以說：“國有道則民昌，此國家之所以大遂也。”｛49｝“君以民存，亦以民亡。”｛50｝“政者，正也。君為正，則百姓從政矣。”｛51｝亞聖孟子進一步發揮孔子的思想，毫不含糊地提出：“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52｝亦即，在百姓、國家、君主三大要素裡，君主是最次要的。不寧唯是，孟子還徹底認定一旦君權失道，其被推翻是合理合法的：“順天者存，逆天者亡。”｛53｝“桀紂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54｝在君主制時代，這樣的思想不可謂不激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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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厚照：一不留神當了皇帝（16）

不錯，士大夫確有“忠君思想”，“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並非虛言。但如把士大夫的“忠君”看做忠於皇帝本人，卻完全沒有搞對。士大夫所忠之“君”，乃是合乎其理念之君，並非某位坐在龍床上睡眼惺忪、打著哈欠的人。當一位人君是這副德性的時候，真正計程車大夫是絕不服從的，相反，會拼著性命去糾正他。只要君主的所作所為不合聖人之道，士大夫寧可不要腦袋也要盡其批評之責。明代士風尤其如此，抗爭極其慘烈，因為不屈而死於廷杖之下者綿綿不絕。這就是所謂的“文死諫”。但士大夫為諫而死的時候，與其說為昏君盡忠而死，不如說是為自己心目中有關君主的那種理想而死，這才死而無憾，死得心甘情願。士大夫裡當然也有小人、懦夫直至鉅奸大惡之徒，但若論士大夫的純正之義，則他們之所以在中國古代政治中出現和存在的理由，便是充當維繫國家與百姓之間關係的紐帶。對於老百姓，他們是國家意志的體現者、行使人和君權的捍衛者；而對於君主，他們卻站在國家整體利益———亦即儒家倫理所主張的體現出辯證關係的君、民相互依存的共同利益———立場上，在效忠君主的同時，不棄批評、糾謬直至抗爭之責。簡而言之，士大夫就是中國古代社會的一隻平衡器，兩千多年的封建中國能夠基本保持大一統、超穩定的生態，這個人群的作用至關重要。

搞清楚士大夫階層的這種性質，方能對朱厚照同朝臣間衝突不斷、愈演愈烈的現象看得比較透徹，進而弄懂他為什麼明明知道太監、近幸之流像蛀蟲一樣幾乎把國家整垮，卻仍然那樣倚信這一類人。

很簡單：對朱厚照來說，士大夫是一股異己勢力，是處處為難他、制約他，不讓他隨心所欲、快活度日的搗蛋分子。而宦官親隨等輩，才是可任意驅策的地地道道的家奴。這些人從不會對他說半個“不”字。非但如此，凡自己想做之事，想滿足之慾望，這些人無不百般奉承，竭盡全力幫他實現；此外還有一條，或許更重要，那即是，他必須集結和培植屬於自己的力量，張大此輩權勢，來與朝臣抗衡。至於這些人品質有多壞，在外面又是怎樣為非作歹，朱厚照毫不關心———他就關心一點：誰是我的人？

同樣的問題，如果換一位有作為的君主，將有截然不同的思考。但在只想墮落，且唯恐墮落得不盡興的朱厚照的腦袋中，唯存一個邏輯：順我者親，逆我者仇。眾鼠輩吃準了這一點，皇上喜歡什麼，他們便給他什麼，而且只要給就一定給得很足！朱厚照想要的，無非是聲色犬馬，於是，他們就獻雞犬、戲文、樂舞，導引他出宮遊冶花花世界，讓他醉生夢死。大臣們覺得這些人明明是在害皇帝，正德自己可不這麼認為。他覺得他們才愛惜他，體貼他，真正對他好。大臣越是咒罵這些人，他就越發認定這些人是知己是依靠。凡是敵人反對的，我們就擁護；凡是敵人擁護的，我們就反對。正德朝的路線鬥爭的主旋律，便這樣定型了。

政變

正德元年九月發生了一件事，此事將皇帝與大臣之間的矛盾首度公開化，併為後來那場大政變埋下導火索。

九月二日，正德頒下旨意，委派太監崔杲前往南方督造龍衣。崔杲趁機奏討一萬二千鹽引｛55｝，說是作為此番公幹的經費。在古代，受產地和運輸的限制，鹽歷來是緊俏甚至是具有戰略意義的物資，並與國家稅收關係重大，故自漢代起即實行國家專賣的制度。鹽既由國家壟斷經營，勢必有人要利用這一點，挖空心思從###取暴利。鹽引本身已內含巨大差價，更有甚者，有人往往還會在官鹽掩護下夾帶私鹽，倒賣後將暴利收入囊中，頗類似現代汙吏的洗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