龍床:大明王朝六位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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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奏章中說：先帝去世以來，進講一直沒有恢復。原來考慮到“梓宮在殯，聖孝方殷”，便將此事擱置下來。眼下，喪事全部料理完畢，天氣即要轉寒，再拖下去，進講就要等到明年才能恢復（按規定，嚴寒季節或盛暑之時，皇帝學習可以暫停），因此，他請求無論如何於十一月初三重開日講。｛44｝朱厚照勉強同意，但復講之後，三天打魚兩天曬網，維持不過月餘光景，至十二月十四日，即“以天寒暫免”｛45｝。這一免，就免到了翌年二月。正德元年二月，舉行了朱厚照當皇帝后的第一次經筵，由李東陽、謝遷分別講授《大學》首章和《尚書·堯典》首章。但是到三月份，我們卻又看到劉健的這樣一個奏章，說今年二月二日肇開經筵，“然自開講以來，不時傳旨暫免”，統計下來，一個多月裡“進講之數才得九日而已”。

朱厚照：一不留神當了皇帝（15）

想必是被朱厚照折磨得太苦，老首輔這篇奏章忍不住把話說得比較重一些了，他引用了孟子的一句話“一日暴之，十日寒之”，作為對朱厚照品行的批評；然後他又著重反駁了朱厚照用以逃避讀書的幾個藉口，比如“兩宮朝謁”和“擇日乘馬”———劉健指出“乘馬等事似與講學兩不相妨”，為何乘馬就不能學習了呢？至於“慈宮問安”，“往來不過頃刻”，益發談不上會影響學習，而且“以頃刻之問安而廢一日之學業，恐非所以慰慈顏承尊意也”。這番話，不光是批駁了，隱約也在揭露正德說謊，並責備他有負父母期望，相當不留情面。

朱厚照卻不為所動，依舊我行我素。五月，他藉口天氣“炎熱”，將“一日暴之，十日寒之”式的學習，也索性中止，下旨“至八月以聞”｛46｝。等到八月，卻趕上大婚，只好再次推後，遲至九月三日才重開日講。可是十月間，我們又從李東陽所上奏摺裡得知：“近日奉旨停免日講，至明年二月以聞。”屈指算來，從五月藉口天熱停講，到九月復講，總共講了不過“十一二日”，現在又傳旨停講，而且一直要到明年二月再提此事。也就是說，在幾乎整整一年當中，朱厚照的學業都是荒廢的。李東陽在奏章中苦勸：“冬至節尚遠，天未甚寒，停止講讀似乎太早……伏乞收回成命仍舊日講。”但結果是“不納”｛47｝。翌年即正德二年的二月，三起三落的講學恢復未數日，旋又罷停。三月李東陽上疏，稱：“比奉旨罷日講，伏望特降綸音，仍舊日講。”未見答覆。這也是我們最後一次看見輔臣就學習、讀書一事進本督促和懇求朱厚照，雙方持續兩年的勸學與反勸學的拉鋸戰，最後以朱厚照的勝利而告終。

在整個過程當中，朱厚照把他對讀書、對聖賢之道的反感，表達得淋漓盡致。為了躲避讀書、躲避責任、躲避聖賢之道，他說謊、搪塞、耍賴、裝聾作啞、出爾反爾，使出渾身解數與朝臣們玩“貓捉老鼠”的遊戲。劉健、謝遷、李東陽等人雖有弘治遺命在身，名義上又是朱厚照的老師，但這些身份的“合法性”，在一個無知然而身為天子的少年面前，被證明沒有任何意義。這場勸學與反勸學鬥爭的實質，實際上是承認或者拒絕“為君之道”，絕不止是讀不讀書的問題。從一開始，朱厚照就借這件事，明白表明他斷然不肯就範於儒家倫理所規定的“君主”理念。反過來說，劉健等人漸漸也覺察到危機遠比日講、經筵不能恢復或屢被中斷嚴重得多，正德元年六月，劉、謝、李三老聯名上疏，用兩句話來概括朱厚照登基後的表現：“視朝太遲，免朝太多；奏事漸晚，遊戲漸廣。”｛48｝這透露出他們的不滿已從讀書方面發展到對朱厚照的君德產生質疑。

秦始皇之後，中國大部分時間都維持著大一統格局，其基本緣由之一，在於漢代以來國家治理一直建立在“皇權＋文官”統治這樣一個基礎之上。反觀中世紀至現代民主政體之前的歐洲，以教會、世俗君主和貴族武士的三足鼎立為基本權力結構，不能實行真正的中央集權，所以那裡時常處於四分五裂之中。中國的大一統，至關重要的是文官系統的環節，也就是通常所說計程車大夫階層。它的基本功能在於作為一箇中介，承擔君權與民間社會之間的通訊，范仲淹之名句“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再好不過地演繹了這個階層的特性。

但是，以往在粗疏和大而化之的階級批判的誤導下，中國人對自己歷史上的封建統治機器有許多概念化的錯誤認識，尤其不知道、不瞭解帝權與文官系統之間的真實關係，以為後者對於帝王一味效忠服從，沆瀣一氣。其實，嚴格地講，文官系統或曰士大夫集團並非唯皇帝馬首是瞻，它有自己的理念、準則和職業操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