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國雄關:大明王朝1644年的山海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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束，兼併之風就愈加嚴重。於是萬曆年間張居正推行“一條鞭法”來解決這個問題。

“一條鞭法”也是個無奈之舉，因為舊有的兩冊制度根本沒法施行，國家稅收和財政上的困難極大，而明朝冗官、冗兵太多，皇室用度極大，不想法“找錢”，政府無法執行，於是，“一條鞭法”實行一個簡化的徵稅方式：計畝徵銀。其含義即將賦內（如田賦、雜稅等）、役內（如按戶徵派——“裡甲”、按丁徵派——“均徭”、臨時徵派——“雜泛”等）各條款總編為一條，皆計畝徵銀。“一條鞭法”中的“鞭”字其實是“編”的意思。張居正的“一條鞭法”是在清查了全國土地的基礎上制定的，實際的作用是按田畝的多少確定賦稅，取消徭役制度，並以貨幣來取代實物交稅。這個作法有三個好處，一是解決了人民的徭役的負擔，改變了中國自古以來賦役結合的制度，二是抑制大地主階層強佔土地，以重稅整治，三則用貨幣來取代實物，既搞活了市場流通，也使稅收的賬目清晰實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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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民時代（3）

這個制度的產生對於明王朝極其重要。明朝能穩定土地問題多年，全賴於太祖朱元璋的“計丁授畝”，而在嘉靖一朝後，張居正對制度的改進，對解決明朝的財政困難貢獻頗多，可惜的是，這個制度在他死後就破壞了。

一般來說，封建王朝的歷朝歷代總會有開國的英明之主建立先進的政策，但只要有一代昏君，這個政策就會崩潰到無可收拾的地步。明朝自正德皇帝這個昏君出現後，基本上就再沒出過一個好皇帝，而萬曆的昏庸貪婪，還要甚於正德。他破壞了一條鞭法，在恢復原有的高額賦稅基礎上，還增加了礦稅，於是土地問題愈演愈烈。土地被兼併的第一個惡果就是產生了很多無業的農民，因為被兼併的土地大都不在黃冊，享受一切免稅特權，而原有土地上的農民不但無地可種，還要繳稅，土地越少，稅收越高，無地的農民繳不起稅，有地的農民負擔更重。惡性迴圈形成後，就造成了明朝中後期內部最大的社會問題——流民現象。

關於流民之苦，歷史上頗有記載，陝西巡按馬懋才在《備陳大飢疏》曾詳細介紹了當時陝西的災情：

臣鄉延安府，自去歲一年無雨，草木枯焦。###月間，民爭採山間蓬草而食。其粒類糠皮，其味苦而澀。食之，僅可延以不死。至十月以後而蓬盡矣，則剝樹皮而食。諸樹惟榆皮差善，雜他樹皮以為食，亦可稍緩其死。

吃樹皮吞石頭，這還不是最苦的：

最可憫者，如安塞城西有冀城之處，每日必棄一二嬰兒於其中。有號泣者，有呼其父母者，有食其糞土者。至次晨，所棄之子已無一生，而又有棄子者矣。

更可異者，童稚輩及獨行者，一出城外便無蹤跡。後見城外之人，炊人骨以為薪，煮人肉以為食，始知前之人皆為其所食。而食人之人，亦不免數日後面目赤腫，內發燥熱而死矣。於是死者枕藉，臭氣熏天，縣城外掘數坑，每坑可容數百人，用以掩其遺骸。臣來之時已滿三坑有餘，而數里以外不及掩者，又不知其幾許矣……

在這裡，吃糞便，甚至吃人都不是什麼新鮮事了，一個朝代一旦有人吃人的現象存在，那離滅亡就不遠了。

對於人民疾苦，很多官員也有詳盡瞭解。崇禎即位之後，面對流民問題，也曾有很多人提出過良好的建議。在流民還沒有形成氣候之時，兵部郎中李繼貞就曾向崇禎提出過解決之策：“流民飢餓，將來必會成匪，不如請從內帑中拿出十萬兩銀子來救濟他們。”內帑當時有三千七百萬兩銀子，區區十萬簡直不如九牛一毛，但是崇禎不聽，不但不拿一分錢，反而派兵圍剿。

崇禎上臺後，做出中興帝王的姿態，在遼東軍事上投入的人力物力精力很大，與之相比，對流民起事這個會動搖根本的問題，他表現的不是冷漠，而是完全不清楚。這個根本的土地所有權問題，在崇禎眼中，除了規定“三餉加派”，一切以皇室安危為重外，竟然定下的是“圍剿”的方針。於是，本來是農民稅務積重難返的問題，到了崇禎這裡，就定性上升為反政府的行為。李自成就是在這樣的情況下橫空出世的。

李自成是陝西米脂人。陝西乃明朝西北最重要的邊防地區，駐在這裡的皇室藩王貴族，佔據大量田地，“秦藩富甲天下，擁資數百萬。”（《平寇志》）而在天啟至在崇禎臨朝間，陝西、河南偏偏又不斷的出現天災人禍，使之成為當時流民最多的省。李自成從小出於貧苦家庭，因為家窮，和朱元璋一樣，他也當過和尚，四處雲遊，這期間對於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