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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舍當時是蕭衍最為親信的大臣之一，史稱他“居職屢徙，而常留省內，罕得休下，國史詔誥，儀體法律，軍旅謀謨，皆兼掌之。日夜侍上，預機密，二十餘年未嘗離左右”，既受重用且20多間常隨皇帝左右，自然親愛非凡。可是因為周舍督下不嚴，蕭衍追究其責任，只得忍痛將他免官，可謂用心良苦。
不過這些還都只是新皇帝的小手筆，更有資格載入史冊的自然是他的那些大的作為。明代崇禎皇帝也很勤政、執法也夠嚴厲，但這不過小節而已，你不能讓老百姓過上幸福生活那你就是扯淡嘛；相較之 下，一個英明的帝王還當有“萬世之謀”，也即是為國家謀劃一種合理的長遠之道，一項堅持幾百年而不須動搖的基本國策（可惜的是蕭衍善始而未善終、善作而未善成，朱元璋才算是這方面真正的典範）……
2、蕭衍的文武之道
需要我們注意的是，自東漢以後，中國社會就進入了一個政權更迭頻繁、戰亂此起彼伏的變態時期，而且諸多胡人也跟著來添亂。精明博學的蕭衍自然不想步宋、齊這些短命王朝的後塵，他或許更想一勞永逸將蕭梁政權維持下去，所以他的用心和努力在南朝諸帝中是首屈一指的。
攘外必先安內，正人須先正己，一切還當從根本抓起。為了使國家獲得長治久安，作為最高統治者的蕭衍大致做了以下幾個方面的努力：
一、振興綱紀，加強文治。“禮崩樂壞”是一個王朝衰敗的象徵，所以蕭衍反其道而行之，乃大興禮樂之制，提倡忠君節義的儒道治國思想；到天監四年（505）時，梁朝“禮樂制度粲然有序”，贏得了當時士大夫們的一致稱道，從而也對梁朝政局的穩定產生了深刻而長久的影響；尤其在此方面蕭衍喜歡躬親其事，也體現出了他“雅好禮”、“意先風雅”的風範氣度。
另外，尊儒貴學、倡儉慎刑也是蕭衍的兩大政治、文化舉措。自東晉以來儒學式微，“三德六藝，其廢久矣”，直到此時才得以改觀；講學授業在梁境蔚然成風，而且堅持不斷，蕭衍自然也帶了個好頭，唐代名臣魏徵為此讚譽道：“濟濟焉，洋洋焉，大道之行也如是”。
二、優借士族，重用寒流。自曹魏以來，門閥制度已經形成了牢固的傳統，雖然高門大姓之家有真才實學者越來越少，新政權也仍然不能不討好他們；而在另一方面，蕭衍也破格提拔了一些有實際才幹的寒庶子弟，而且他在登基之前就聲稱要“以行取士”、“惟才是務”。如此妥協後的“相得益彰”，自然於改進國家吏治方面是值得稱道的。
三、大舉北伐，收復失地。梁朝也出了像韋睿、曹景宗、陳慶之這樣的名將，自然在同北魏的較量中，梁朝一度是取得了戰略主動權的，這一切有多半應該歸功於蕭衍的謀劃得宜、用人得當。這其中大家熟悉的可能便是陳慶之“七千白袍軍”的故事，那是梁中大通元年（529）前後的事情，史書中說陳慶之率領著僅僅數千之眾就一舉攻破了北魏32座城池，兵鋒直抵其京城洛陽，“四十七戰，所向皆克”，只是由於其他部隊支援不力才沒有取得更大的戰果。
而也值得一說的是，梁朝在天監初年的第一次大規模的北伐其聲勢就相當浩大，蕭衍在《北伐詔》中稱“百萬之師”，雖然有點誇張，但實際上也不下於60萬之眾，被認為是“器械精新，軍容甚盛，北人以為百數十年所未之有”，足見梁軍氣勢非凡。而能拉起這麼一支龐大的隊伍，也顯示出了蕭衍驚人的組織、領導才幹。
而且就軍事才能而言，蕭衍也應該並不在劉裕、蕭道成、陳霸先等其他南朝開國君主之下，不過由於他奪天下太過成功，因此其軍事經驗可能略為不足吧。
3、文物之盛，獨美於茲
從很多方面來看，蕭衍都有類於他後來的唐玄宗，兩個人的才具差不多、享國也差不多、結局也有些相似，且李隆基的皇位也是其個人奮鬥的結果；這二人也都開創了令後人高山仰止的盛世局面，尤其是體現在文化方面。
正是在蕭衍治下，南梁文化大盛，所以才出現了像《昭明文選》、《玉臺新詠》、《文心雕龍》、《詩品》等不朽之作，後人對此深表讚歎。其中南宋著名學者葉適在評價梁武帝時期文化之發展時就認為它是空前絕後的，他指出：漢武帝以來儒學、文化的發展，“皆莫及梁武之盛。儒雅之行，文字之流，禮典之成書，蓋千年所僅有，而後世無稱者”。
也正是因為南梁政局穩定、經濟繁榮、文化昌盛、國力強大，所以其當時的對外交流空前繁榮，與梁朝交往的國家數量與次數也都大幅度增加，其中向梁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