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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釀成兵禍。這從蕭衍父子的例子中就不難看出。
第三、社會歷史環境的因素：南朝時期本來就多社會、政治動盪，因此很容易便會在動盪中形成較強大的軍閥勢力，他們嚴重威脅著中央政權，然而朝廷又不能不依仗他們維持既有的局面，最終受到朝廷猜忌（或本懷野心）、騎虎難下的他們往往就會取舊政權而代之。比如劉裕建立劉宋、陳霸先建立南陳都是這種形式。
第四、君主自身方面：南朝皇帝中，除開國皇帝外，基本多是些昏庸無能之輩，他們既容易激化社會矛盾，也容易被手下所控制，最終以至喪失掉自己的政權。比如那位被蕭衍廢殺掉的齊帝蕭寶卷。
第五、傳統政治因素：南朝時代政權更迭頻繁，這就膨脹了那些握有實權者的野心，而且朝廷也往往對他們很不信任，一旦不需要他們時，往往就會加以貶抑，從而引起他們的不滿和反抗。這就蕭衍及其父兄的例子中可以見出。
這些只是南朝的一些自身因素，北方強大的外敵威脅也是不能忽略的。總之，這個問題既是多方面的，同時也是具有著相當深厚的社會歷史大背景的；它不可能只是一種單純的歷史現象，而應該具有其一定的普遍性和必由性。也正是從這一視角出發，我們不難看出南梁的敗亡或者說蕭衍的敗亡並不應該全由他一人負責，雖然這不是必然的，但亦非偶然的，時代的悲劇特色從根本上加劇了蕭衍的人生悲劇。
如此，也許可以用一句話來形容他的生平志願的追求——既生逢其時又生不逢時。
2、惟學為能變化氣質
從梁武帝蕭衍的一生看來，他前後期的表現自是頗為不同。在他登上帝位以前，雖然仍可謂是一個富有文武才藝的難得之士，卻又難免有些雄猜陰狠、善弄權詐的政客作風，而且他也是一個熱衷權勢、貪戀女色的人物。然而，自他登上帝位不久，似乎馬上就變成了一個道貌岸然的“君子”和虔誠的佛教徒。這似乎有些讓人不解，難得這一切都要歸因於他的善於“偽裝”嗎？
清代學者王鳴盛對此曾指出：“梁武帝本齊明帝之謀主，代為定計，助成篡弒。後竟弒其子東昏侯寶卷，偽立其弟寶融，而又弒之篡之，並盡殺明帝之子寶源、寶修、寶嵩、寶貞，又納東昏侯之妃吳氏、餘氏以為妃，乃捨身奉佛，以麥為郊廟犧牲，一何可笑。”又說：“愚謂帝之信果報，正為於心有所不能釋然者，故欲奉佛以禳之”（《十七史商榷》）。也就是他認為蕭衍有一種贖罪的心理。
而且他也頗讓人詬病的是，在臺城被困的最後時日，他為了求生，遂不得不自破戒律，食用了雞子（雞蛋）。而他死得更可笑，就在他彌留之際，他已不能進食，“疾久口苦”，這時他便向侯景索要蜂蜜，可是被拒絕，一直忿憤而終。這的確讓人有些百口莫辯，只是我們卻不得不說佛家的素食傳統本就是蕭衍開創的，他能夠以身作則、始終如一當然再好不過，可是他在迫不得已的情形下偶一破例，似乎也是他本人的一點“自由”。不過在那種家國破碎的非常情勢下，他或許並沒有拿出足夠的氣節來，儘管他也為自己破戒而內心痛苦，可是這終究是一個無法抹去的汙點。
愈至他的晚年，他愈加昏悖有加、怠於政事，不願也不敢正視現實，這一點也很像乾隆。可是庾信在《哀江南賦》中對他的（清談誤國）批評、攻擊就有些不盡情理了，也把蕭衍在政治上的失誤與文化上的貢獻混為一談：“天子方刪《詩》、《書》，定禮、樂；設重雲之講，開士林之學。談劫燼之灰飛，辨常星之夜落。地平魚齒，城危獸角。臥刁斗於滎陽，絆龍媒於平樂。宰衡以干戈為兒戲，縉紳以清談為廟略。乘漬水以膠船，馭奔駒以朽索。”
孔子云：“仁者壽，智者樂”。其實，不管蕭衍稱不稱得上是一位真正的智者，但起碼仁者的賢名還是非他莫屬的，他曾經那樣地信奉道德感化的力量。尤其，正像南宋大儒朱熹所指出的那樣：“惟學為能變化氣質耳”，也許正是長期的傾心向學與帝王的責任感，才促使蕭衍在登基以後思想與行為上產生了那樣巨大的變化。
3、巨大的歷史影響
蕭衍對於中國文化、文明的巨大貢獻可以說乃是有目共睹的，就連當時其敵國的東魏丞相高歡也曾感嘆道：“江東有一吳兒老翁蕭衍，專事衣冠禮樂，中原士大夫望之以為正朔所在”。這種斯文的向心力自然與蕭衍的努力分不開。
說到最為直接的影響則莫過於文學方面，蕭衍父子無疑帶動、薰染了後世最高統治階層的風雅愛好，像他們之後的陳後主、隋煬帝、唐太宗等人都非常崇文，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