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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以教科書方式，向社會解釋政黨政治原理，要求仿行。到了20世紀20年代，他才對在中國這個農業社會里推行議會政治表示懷疑，一度主張農業為立國之本，再度主張讀經救國。段祺瑞於1924年任臨時執政時，他是段政府的教育總長，反對學生運動。一生主張波浪起伏。
南京政府內務部於3月間曾頒佈暫行報律三章：（1）發行及編輯人，須向內務部註冊，或就近向地方高階官廳呈明，諮部註冊。（2）著論有犯共和國體者，停版外，發行及編輯人坐罪。（3）汙衊個人名譽當更正，否則科罰。章士釗對此進行了嚴厲的批評。他以英、美兩國為例，主張出版自由，沒有限制言論的報律。結果，報律未能施行，言論自由的風氣也確實流行開來了。報紙很快發展到500多家，而北京作為首都，佔了1/5，各色人等都來辦報。同樣，各種政治色彩的雜誌也發展起來。自從黨派紛爭之後，報紙也成了各黨派間互相責罵的陣地。《真相畫報》第八期1912年8月21日《一年來的回顧》中描述：“政黨之今昔：（昔）互相提攜；（今）同室操戈。言論之今昔：（昔）一致主張共和；（今）肆口謾罵。”
從現在的眼光看言論自由，當然主要看對執政的袁世凱是否有批評的權利。那時候最激進的，要數《民權報》和它的主筆戴季陶。
戴季陶，生於1891年1月6日（清光緒十六年十一月二十六日），祖籍浙江吳興（今湖州市），長於四川廣漢，原名傳賢，字季陶，天仇是反清時用的筆名。後來，以戴季陶的名字，在社會上流行。1905年赴日本留學，進東京日本大學法科。1910年任上海《天鐸報》主編，發表激烈的反對清政府的言論，1911年被官府通緝，流亡南洋時加入同盟會。《民權報》創刊於1912年3月28日，原為同盟會別支自由黨的機關報，後因人事變遷，獨自發展，成了同盟會內部號稱“激烈”派的報紙。戴季陶主持《民權報》時，署名“天仇”。
南北和議成立時，民權報社一派的人，也對國家前途抱有希望，以為只要國會早日成立，共和體制就能鞏固。他們以為共和國家，政府就是國民的政府，這是自然的道理。但自臨時政府遷到北京後，他們就敏感地意識到袁世凱的專橫，自4月16日起，即發表了《膽大妄為之袁世凱》，一連發表了10篇，對袁世凱進行批判。袁世凱在相當長時間內，對輿論界的批評聽之任之，很有點氣度。但後來的事實證明，這並非是他的民主觀念，而是一種權謀。4月19、20日，“天仇”鄭重發布《袁世凱罪狀》，歷數袁世凱摧殘革命的劣跡。26日接續釋出《討袁世凱》文，指責袁世凱“儼然帝制自為，且較亡清為尤甚”。年僅21歲的“天仇”真是血氣方剛，這同大革命時期的戴季陶簡直是兩個人，那時候他是一個儒學的衛道士，把孫中山裝扮成儒學正統的繼承者。
3．言論自由惹衝突（2）
民權報社的年輕人，以有限的事實，給袁世凱扣上了一頂大帽子，年長而穩健的同盟會員也有點看不慣。由章士釗主筆的《民立報》就和《民權報》自己人開起了筆仗。他們批評《民權報》意氣用事，一不稱自己的心意，就嚷嚷假共和、假共和，胡亂罵人，成了“謾罵”派。他們認為創業艱難，希望大家和衷共濟，顧全大局，應對國內外面臨的危機。《民立報》即使對袁世凱進行批評，也比較溫和。《民立報》成了同盟會內以宋教仁為代表的穩健派的喉舌。
熊希齡與銀行團簽訂墊款章程後，黃興和南方革命黨人齊聲予以譴責，戴季陶竟發表了一篇非常激越的文字，題目就叫《殺》，文字很短，其中四句說：
熊希齡賣國，殺！
唐紹儀愚民，殺！
袁世凱專橫，殺！
章炳麟阿權，殺！
真有年輕人不知天高地厚的狂妄！同時，也說明當時同盟會內激烈派的幼稚，連起碼的所謂敵我友的分寸也掌握不了。5月22日下午，公共租界當局以該文鼓吹殺人，將戴季陶拘捕，經各界營救，於翌日交保釋放。唐紹儀十分大度，以國務總理的名義，致電上海交涉使說：“言論自由，為約法所保障”，囑其與租界當局交涉。後經租界當局庭審判決，以妨害秩序罪罰洋30元了結。此後，政治風潮屢起，《民權報》與《民立報》也屢起紛爭，章士釗因非同盟會員的緣故，在遭到攻擊後離開了民立報社。《民立報》的創辦人于右任9月間感慨地說：各派報紙觀點不同，互相辯論，無論是同黨之間，還是不同黨派之間，現在是建設的時代，應該是有百利而無一害，沒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