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殘燕子樓

第21部分 (第3/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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舍人是官名，權德輿是在這年即貞元十年（794年）被任命為舍人的。舍人即中書舍人（正五品上），職責是掌參議表文，撰擬詔敕。位置較高，職事清淡，但土人們對此位置卻情有獨鍾，因為它也是入相的重要途徑之一。後來權德輿果然成為宰相，但他辦事謹慎，不敢多發一言，而此時正值劉禹錫遭貶之初（元和年初），他自然是保持沉默，劉禹錫對此當然很是失望。但這已是後話了。

卻說劉禹錫見到權德輿，權德輿從日前來信中已得知對方來意，自然少不了又是一番鼓勵，讚揚劉禹錫的詩賦又有了進步，那種大曆派詩的氣味減了不少，寫得愈加自然精美了。

貞元十一年（795年），24歲的劉禹錫終於透過了吏部的考試，並被授予“太子校書（掌東宮校理書刊事，正九品下）”。劉禹錫後來把自己前年連中二元，即考中進士科和博學宏詞科，和本年考取的吏部取士科合稱為“三登文科”，從此他正式登上仕途，充任唐朝的一名正式官員了。

唐代的科舉考試已在隋代初設科舉考試的基礎上得到逐步完善，它的主要特點是突出競爭，鼓勵人才脫穎而出。在隋唐以前，官員的選拔往往是由門第來決定的。凡是高門大戶其子孫則代代為貴官，真是“龍生龍，鳳生風，老鼠生兒打地洞”。然而權門子弟又有幾個有真才實學的呢？他們往往依靠祖宗的庇廕才能世世做官，代代富貴。真如晉人左思那首著名的《詠史》詩中所描寫的那樣：“鬱郁澗底松，離離山上苗。以彼徑寸姿，萌此百尺條。世胄躡高位，英俊沉下僚。地勢使之然，由來非一朝”。世族豪門子弟就如詩中的“徑寸姿”，由於生長於高處，故能將太陽的光輝（指君恩、官位）擋住，使得生長在谷底的大樹不得翻身，永墮貧寒的深淵。因此貴族子弟不用讀書，只須有個出身顯貴的老爸，便能一代代享受政治和經濟的特權，居於社會的最上層，這是何等不合理的現實啊！唐代的科舉制度則不論考生的出身，不管你是權者之子還是庶族之後，一律須透過考試才能授官。

劉禹錫所得的太子校書官職，是有機會見到當時太子李誦的，他就是後來主張革新的唐順宗。在太子李誦身邊，有一個侍棋的叫王叔文，浙江紹興人。由於劉禹錫和王叔文均是太子下面的屬官，所以兩人開始相識了。

夏日的一天，劉禹錫剛從崇文館校完書外出小憩，見王叔文正匆匆於門前路過，他連忙向這位比他大20歲左右的朝官作了個揖，向他請安。

王叔文看著眼前這位*倜儻的年輕官員，便停步不前。劉禹錫常常將讀書中的疑難問題向他請教，他見劉談吐不俗，便頓增喜愛之意，很願同他交談。

王叔文同劉禹錫寒喧幾句後轉入正題，說：“我剛才正同太子講述秦孝公用商鞅變法之事，秦有了商鞅，上承穆公之基始，下啟昭襄之帝業，移風易俗，民富國強。可是現在國家正處在存亡危急關頭，四夷蠢動，內亂不息，天柱動搖，地坼山傾。唉，若要有商鞅再世，我們大唐政權就有救了。”

劉禹錫望著王叔文臉上那刀刻一般的皺紋，聽著他那字字如訴的言詞，他那顆年輕的心也跟著跳動起來了。

“對，一定要為大唐的中興盡力！”劉禹錫心中默唸道。

貞元十二年（796年）八月，劉禹錫於京師接到一封揚州寄來的急信，開啟看後，突感兩眼發黑，一陣眩暈，原來這是封報喪的書信，是由揚州府的一位朋友寄來的。信上說，劉禹錫父親劉緒因病勢日重，不得已只好罷職返回蘇州宅第，沒想到只行到揚州，便臥床不起，不多天便一命嗚呼。

劉緒在蘇州府擔任作為浙西都團練觀察使的王緯的幕僚共計七年，直至貞元十年（794年）朝廷加王緯“御史大夫兼諸道鹽鐵轉運使”的官職，去潤州（今江蘇鎮江）上任時，劉緒也得到一個“鹽鐵副使及殿中侍御史”的頭銜，“主務於埇橋”。劉緒的主要職分是捕私鹽販子，兼了解各地市場的物價，並及時向上司彙報。劉緒一生久為幕僚，直到晚年才得到這樣一個頗受器重的官職，便拖著一把老骨頭前去上任了。埇橋位於徐州以南，既是南北交通的咽喉，同時也是私鹽販子販運私鹽的必經之地。唐朝政府視鹽務收入為國家財政命脈，每年須靠它收取大量利潤。對私鹽販運若不加以嚴查，將使國家財稅受到嚴重漏失。劉緒深知自己責任重大，兢兢業業，勤勤勉勉，不敢有絲毫鬆懈。上任才幾個月，截獲了好幾夥數額頗巨的私鹽，得到上司的嘉獎，但身體卻垮得更厲害了。先是不斷咳嗽，又見痰中有血絲，人即刻瘦得有點兒脫形，但劉緒依然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