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臺灣流浪到大西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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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驚詫、疑慮的目光瞅著我們，似乎把我們當成夜間剛從陰曹地府裡跑出來的幽靈……

我們由城南繞行到城東北角，過了渦河，西行到了一個叫拉車路口子的墳地，將其安葬，喪事才算結束。

三個月後，她的兒子季親生由西安趕裡到亳縣，又讓我陪著他到他母親的墳上，大哭了一場。由墳地回來路過一個算命攤，我們花了兩角錢讓那老漢給我們每人各算了一卦。年逾七十貌似枯木的老者眯縫著雙眼煞有介事地說：“二人時運不佳，屋中必有不祥之禍。”我問他如何解脫，他捋著山羊鬍子慢條斯理地說：“向西行！”我問為什麼，他不再作聲，一幅昏昏欲睡的樣子，再也不理我們。

六年後，在六零年的大饑荒中我被迫輟學。為了活命，我於六三年五月西行路過蘭州，我與我表弟在此見面，半月後，又流落到新疆，似乎讓那個“糟“老頭言中了。

第十四章　中學時代　險象迭生（一）

第一節

亳縣二中是1955年新開辦的中學（渦北中學為亳縣一中），它座落在縣城的西南角。我於1956年夏季，考入該校就讀，為學校的第二屆初中學生。

姨奶去世後，我在學校食堂搭夥，每月六元錢的伙食費就無錢可付，要靠學校給的助學金和我姐的接濟才能上學。

亳縣地處黃淮平原，由於歷史上常鬧兵災，黃河氾濫，造成農村土地貧瘠，窮困落後，城裡基本上沒有什麼機械製造工業，可以說就是一個農業城市。解放後才辦起來的農機修配廠、抄絲廠、榨油廠等為數不多的小廠子，以及公私合營的小手工業作坊，因此人們就業的機會較少。市民多以出賣勞力和從事於蔬菜、水果、飲食、雜貨的小商小販為生，所以到校上學的孩子，家中困難的也比較多。

每到開學之後，學校裡都要對生活困難無錢交費的學生在班裡進行評議，向特困生給以減免學費和每月六元的助學金補助。雖然當時我比較貧窮，但有的學生比我還要困難。因此我僅享用過兩次每月六元的助學金補助，平時只能享用三元的補助。在我三年的初中學習中，先後在胡旭老師、胡德蔚老師（班主任）的同情和關注下，經過班裡的評議，得到了助學金的資助，才能使我完成了初中的學業。

當初，二中只有兩個年級，一個初中一年級四個班和一個初中二年級四個班。其中有一半的學生來自離城較遠的農村，他們多數原先上學較晚，年齡較大，年紀大的已有十###歲，還有二十歲的，站起來個子比老師還高，甚至於還有的學生在家裡已經娶了媳婦。

入學後將近一年裡，學校還是較為平靜。但是到了1957年4月27日，《關於整風運動的指示》在全國發布之後，學校按照上級有關部門的佈置，在教職員中搞什麼放下包袱，輕裝上陣響應黨的號召，大鳴大放，全心全意地投入到整風運動中去。並且提倡“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知無不言，言無不盡……

不幾天，衝著學校大門的教務處西牆壁上貼滿了大字報——有給領導提意見的、有要求改進教學工作的、還有的對事物發表一些看法的，一時間校院內充滿了大鳴大放，百家爭鳴的氣氛。

1957年5月中旬至6月初，《事情正在起變化》和《這是為什麼？》等文章先後見報，隨之《人民日報》等報紙相繼點了章伯鈞、羅隆基儲安平、浦熙修以及周揚、艾青、丁玲等大“右派”的名，揭露了他們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言論之後，我們學校也派來了“反右”工作組，動員全校的教職員工要站在運動的最前列，大膽檢舉、勇敢揭發、反省自己、向黨交心……一時間，校園裡大字報鋪天蓋地的沸騰了起來。

一個週末的下午，校園裡鑼鼓喧天，紅旗招展，在工作組和校領導的帶領下，全校的教職員工，以及學生中的團員、骨幹代表在校門口排隊集合，他們每個人的胸前都別上了一張用紅蠟光紙剪成的並寫著自己名字的心狀圖案，手持小旗，高呼口號，在鑼鼓聲中莊嚴地走出了校門，他們要到縣委會去向黨交心，以此表示緊跟形勢，堅決反“右”的決心。

隨之學校裡開展了背靠背地揭發檢舉，一個個“右派”分子就被揪了出來，其中有數學老師、歷史老師、生物老師、美術老師，連學校總務處管生活的一個歪脖子李老師也被打成了“右派”。

秋季開學後，又從上海復旦大學接收了兩個臨近畢業的大學生“右派”，一個是物理系年僅二十一、二歲的楊嘉桂，一個是地理系二十三、四歲的唐思成。他們的到來不僅加大了二中“右派”的名額，同時也增添了二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