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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就要開飯了。
我和一個同學最後走出教室，被落在後面，在我們前面幾米遠的地方走著的是給二（4）班剛上完政治課的反右工作組組長龔明——當時他還兼任學校政治處的主任職務。
龔明四十來歲，中等個子，身材較瘦，長型的臉上還有幾個不太顯眼的白麻子，說起話來帶有一點尖聲尖調，就是他的這種酷似女人的娘娘腔，在反右的大會上宣佈了我們學校幾個命運不佳的老師成了“右派”。
人往往不可以貌而定，從他貌不驚人的長相上你絕對看不出他是個大權在握，決定別人命運的人。
然而，他卻是上級部門派到我校的反右工作組組長——黨的代表。
他是學校反右工作的決策者，其它領導都要聽從他的意見，他可以決定別人的前途，一個人的命運，在師生們的眼中他的權威是絕對不可忽視的。
此時，他剛剛下課，沾滿粉筆灰的手託著課本和粉筆盒，朝著他的辦公室兼往處的兩間磚房走去。當他走到房子門前時，迎面過來了兩個身著藍色制服的年青人，問他是不是叫龔明，在他回答是時，一個青年右手握住手槍已抵住他的胸膛，左手持著一張逮捕證對他厲聲地喝道：“你被捕了！”。
龔明的手指顫抖了一下，課本和粉筆盒掉落在地上。
另一個青年上來給他戴手銬時，龔明還很內行的問道；“前銬、背銬？”。
“背銬！”持手槍的青年說。
龔明順從的把雙手放到背後，那個年青人很利索的把他銬上。
“你的槍放在哪啦？”持槍的人在追問他。
“放在床頭的木箱子裡。”
另一個青年立即進屋把龔明的手槍取出，並退出子彈一齊收繳。然後又讓龔明帶著背銬的手用大拇指在逮捕證上按了手印，而後一左一右的押著他走出了學校大門。
龔明從逮捕到押走前後時間總共不超過五分鐘，在一旁觀看的我們幾個學生都被驚呆了。
“好傢伙這兩個年青人真厲害！他竟敢把我們的反右組長給逮走了……乖乖。”一個學生被驚詫得在自言自語。
當我們倆人進入大殿改造成的飯堂時，一桶桶飯和一盆盆的菜還都擺在地上，並沒有開飯。每個班還排著隊正在聽教務處的楊主任宣佈一個駭人聽聞的訊息：“龔明是一個叛徒、特務、歷史反革命，剛才已被省公安機關來人逮走……現在同學們可以開飯啦！”
一下子學生們馬上散開，紛紛圍住飯桶打飯，蹲在地上就著瓦盆裡的蘿蔔燉白菜“呼嚕……呼嚕”的在喝紅薯小米粥，此時大殿裡頓然響起了陣陣桶勺碗筷交響曲……似乎學校裡並沒有發生什麼駭人聽聞的大事！
然而，實際情況並不是這樣，龔明被捕後學校的氣氛驟然變得異常緊張，就連平時三天兩頭去參加批鬥大會，經常和龔明為首的反右工作組一齊商討給某一個“右派”定案定性的積極分子們，此時也都像縮頭烏龜一樣鴉雀無聲，沉默不語了。
但這並不說明階級鬥爭就此停止了，而是正處在樹欲靜，風不止的時候。據《毛選》所分析階級鬥爭是長期而複雜的，乃是敵中有我“戰鬥在敵人心臟”，我中有敵——不然的話叛徒、特務、歷史反革命又怎麼能鑽進革命隊伍中當上了反右工作組的組長呢？
當時學校的反右運動並沒有因為龔明是叛徒、特務、歷史反革命，先前是由他擔任反右工作組長時而打成的“右派”中會出現冤情和錯誤而進行針別糾正。既成“右派”，一旦“右派”帽子扣到你的頭上，三年五年你是難以摘掉的，也只有規規矩矩，老老實實地接受持久的沒完沒了的勞動改造……，因為當年從中央到地方由上至下反右工作始終都是“正確”的。
加上第二年夏天，在學校一個男廁所裡又出現了“反標”，使得校園裡的空氣更加的緊張了。
“反標”出現在校西北角一個男廁所的牆壁上，經過公安人員現場檢視和拍照後，學校讓學生在教室裡各自在紙上寫出“打倒”二字交給老師，再送到校部查對筆跡。還讓班主任帶上學生到出事的男廁所裡去看現場。
那個歪歪歪扭扭、字型潦草的紅粉筆字是寫在小便池上方一米多高的牆壁上，在我們看到時僅剩下“打倒”二字和後面已被擦掉三個粉筆字的痕跡；學生們排隊由廁所南門進去，看完後再由北門出來，然後回到教室還要分組聲討反革命的滔天罪行。
一週後，在一天下午學校通知大家緊急集合，校領導宣佈已經查出“反標”是初中三年級的“***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