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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年我不僅平時生活清苦，就是在升學考試中也是同樣的艱難。
高小考初中時，食物粗劣還不能果腹，不幸又染上了痢疾，無錢治病，苦不堪言。在考試的當天我拖著瘦弱的身子進入考場，一會腹部疼痛，加上天氣炎熱使我汗流浹背，我不時地擦汗，汗水浸透了我的襯衣，打溼了試卷。當時我左手捂著肚子，右手在寫答案，身體疼得扭來扭去，以至於引起兩位監考老師的注意，他們輪流在我身前背後監視，甚至懷疑我在作弊。
當知道我在生病，又看我答卷時書寫的還比較流利，這才打消了他們的疑慮。此次升學考試，算術我僅用了四十分鐘就匆匆忙忙地交了考卷，迫不急待地朝廁所跑去。
初中考高中時，許多考生身上都帶著零錢，他們可以到館子裡吃飯和買些零食吃，還有的父母拿著食物和飲料守候在學校門前，等著自己的孩子考完出來享用；然而我卻沒有這份福氣，口袋裡裝著兩塊紅薯麵餅去考試。上午考完試後，在午休時到開水房裡將其掰碎，放進茶缸裡衝燙一下，便開始狼吞虎嚥地用它來充飢，以便下午再去應試。
在高中入學後，我聽到一個同學對我說：“他曾在學校教務處看到我的升學試卷，語文和數學分別以80多分和90多分的成績被錄取。
正因為少年求學的艱難，故而我在十年寒窗中不敢玩世不恭，掉以輕心，荒廢學業，虛度年華。當時我的學習成績在班裡還比較突出。
儘管當年政治運動頻繁，勤工助學，義務勞動，支農任務佔用了許多學習時間，加上親人去世，家境貧寒（此時我已無家可言），就連每個月六元錢的伙食費都掏不起，學習生活還要靠校方三元的助學金補助和親戚的接濟才能維持。但是由於我的刻苦努力和幾位好心的老師與同學的幫助，我在德、智、體方面均有長進。
尤其是我的文學知識與寫作能力，在徐文光和胡杏橋兩位語文老師的悉心輔導下，均有提高。
當時我對古代文學《詩經》、《論語》、《唐詩》、《宋詞》能背誦很多首，對李斯的《答逐客諫》，韓愈的《師說》，柳宗元的《至小丘西小石潭記》、《捕蛇者說》，歐陽修的《五代史。伶官傳序》，範仲庵的《岳陽樓記》和蘇軾的《赤壁賦》、《教戰守策》等散文更是愛不釋手。
當年我的作文被語文老師拿到年級四個班裡作為範文進行講評。即便到了高中，我寫的文章也曾被“禿頂”顏老師拿去作過範文。（《春雨》和《我的一棵小桃樹》）
每當學校慶祝“元旦”、“春節”、“五一”、“十一”等節日籌辦校刊（《牆報》）時，多是由我來選用報頭、繪畫插圖和書寫標題（此時美術老師牛清洲已被打成“右派”，並被逮補入獄）
同時我在文體活動方面成績也較為優秀，不僅在田徑賽跑、跳高、跳遠等專案上獲得過獎勵，而且我還是學校足球隊的前鋒。在1959年的秋季，曾代表亳縣中學生足球隊參加過阜陽地區中學生運動會的足球聯賽。
當時在那突出政治十分吃香的年代裡，我雖然在學校裡不是一個工於心計，力圖政治表現的積極分子，但我仍不失率真，從不違心地去做一些損人利已的事。在學校裡我不是個壞學生，在師生的眼裡可以說是一個品行端正的人。
1959年上半年，在初中畢業的最後一個學期裡，我還是有幾次可以改變人生的機遇，如果有一個機會能夠把握好的話也不至於在第二年裡，即六零年的大饑荒中，因無生活來源，又遭佞人加害而被迫在高中二年級輟學。從此我的處境更加地艱難，由一個苦苦求索的學子變為一個無親無故又無家的流浪兒！
——倘若在1959年初春，安徽省電影製片廠和合肥藝術學校到亳縣二中招人的面試中，我能發揮得好一點的話，我的命運也許會發生改變。可能會走上從事藝術的人生之路，後來也不會陷入無法活命的困境。
當天上午，校領導陪著幾個衣著新穎的人走進我們的教室，聲稱是縣衛生局來檢查衛生的，他（她）們看了幾眼就到下一個班去了，實質上是在挑選演員和學員。最後在我們初中三年級四個班的兩百多個學生中，確定了我和三（4）班一個叫強敏的女學生下午到學校音樂室面試。
下午四時，我來到音樂室看到一位身材修長，梳著一條大辮子，上身穿著一件白色女式襯衫，下身套著一條深藍色裙子的年輕知識分子，她正在彈奏著腳踏手風琴。我走進音樂室後，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