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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這些內務委員會軍官不想最終確定調查結果。他們也沒有向斯大林彙報再次調查的結果。所以留下了許多猜想，但後來多次謠傳的“僅系服毒自盡”或“仁慈的一槍”（林格和京舍的用詞）是對公眾的故意誤導。
根據政治需要，蘇聯提出了有關希特勒之死的新說法。在1945年後的頭幾年中甚至聲稱希特勒沒有死，而是逃走了，隱匿在原來的盟友那裡。盧·貝希門斯基，這一服毒和仁慈的一槍致死說法的權威人物分別於1968年和1982年出版了引起轟動的有關希特勒之死的書籍。1995年他對這些“故意的謊言”進行了道歉。這位歷史學家寫道，現在他在“懺悔”，不過他推脫了責任：“在蘇聯，查閱檔案需要接受政治上的審查，克格勃的情報人員也向他口授過文章。
不過，英、美及聯邦德國的嚴肅的歷史學家並沒有聽信貝希門斯基。為斯大林編寫的《希特勒檔案》也採用了1946年的調查結果。編輯林格和京舍的供詞的工作人員為什麼要在供斯大林使用的檔案中撒謊呢？
2．提供給斯大林的資訊。《希特勒檔案》的產生
在“神話行動”於1946年夏天暫告一段落之後，到1948年3月，這一行動又被提上了議事日程。阿馬亞克·科布洛夫在那個月裡得到訊息，說德國軍官格爾哈德·博爾特出版了一本題為《總理府最後的日子》的書，描寫了希特勒政府的最後十天。科布洛夫要求克勞森中校，對“神話行動”的材料進行最終的系統整理，交給KI。（KI這一簡稱代表一個從1947年起就負責協調蘇聯情報工作的情報委員會。）同時，這位副局長指出，“將鮑爾、林格和京舍關到一間獄室裡，建議他們寫出一份有關希特勒最後幾天的詳細材料”很有意義。
《希特勒檔案》的主意就此誕生了，但內務委員會的軍官們還不敢肯定，這一提議能否得到蘇共政治局、這種專案的惟一拍板機構的歡迎。因此，他們在1948年4月27號放出了第一個“試探氣球”。斯大林、莫洛托夫、貝利亞、謝丹諾夫、馬林科夫、米高揚、卡岡諾維奇、沃斯尼森斯基和布加寧，即蘇聯核心領導集團，收到了一份由京舍撰寫、經過了加工的關於阿登攻擊戰和德國試圖同當時的西方盟軍單獨和談的材料。那位蘇聯獨裁者看來是饒有興趣地讀完了這份材料，因為他沒有將它放進黨的檔案室，而是擱在了克里姆林宮他私人的檔案櫃裡。
不久就決定將鮑爾從“寫作專案”裡剔出來，由京舍和林格來創作本書。正如鮑爾1956年在聯邦德國出版的回憶錄中首次證實的，有關希特勒和愛娃·勃勞恩的死他能說或願意說的很少，況且他所掌握的東西也不足以全面地介紹希特勒的政治生活。
為了《希特勒檔案》的工作，人們先把京舍和林格轉到布提爾卡俘虜醫院的一個特別部門。1948年8月，出於保密的原因又將他們弄到“軍事反諜機構第五號特殊工程”——莫斯科附近的一座別墅，要他們在那裡繼續“寫作”。在蘇聯情報機構的這個特殊工程裡，這兩位黨衛軍軍官不得不整月地用口頭或書面的形式交待：首先是希特勒最後幾天的情況，然後又不斷問及他的私生活，最後還有他的軍事和政治決定。審訊者從1945年一直回溯到林格進入元首護衛小分隊的那一年。然後又補充了1933年和1934年發生的政治事件，儘管無論是林格還是京舍都沒有第一手的資料。內務委員會的軍官們認為能滿足斯大林的期望的這部內容翔實的希特勒傳記終於出爐了。
負責編輯的是前內務委員會、現軍事反諜機構的軍官弗約多爾·帕爾帕洛夫中校和伊戈爾·沙勒約夫少校，他們監督工作進度，提出指導性問題，補充解釋或背景資料。如前所述，他們主持了1945年和1946年間的審訊工作，德語講得很出色，並將犯人的所有口供譯成了俄語。最後他們對文章進行了潤色和統一，使得全書可讀性強。
這些情報官員還特別得到了林格的合作。林格後來在回憶錄中聲稱，他並非特別合作，蘇聯的有關記錄卻是兩樣：“工作過程中林格表現積極坦率。幾經核實，發現林格希望縮小他當時在希特勒身邊工作時的責任，爭取得到釋放。林格將他的記錄當作‘他的救星’。
出版人後記（5）
相反，京舍顯得難接近：“京舍在工作時表現特別不好。他迴避事實真相，並試圖影響林格，也不怕威脅。”難怪帕爾帕洛夫和伊戈爾沙勒約夫在審訊結束時說，京舍是“徹頭徹尾的希特勒主義者，也是民主和蘇聯潛在的敵人。”
內務委員會/軍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