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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2月中旬開始的審訊很快達到了預期的目的。由於使用了內務委員會慣用的折磨方法——毆打，不許睡覺吃飯，威脅要對親屬採取行動，同時許諾合作有獎，很快就打垮了這些人最初還存在的抵抗。1946年2月27日進行的剝奪被捕者的戰俘身份、改稱戰犯的方法也特別有效。
在被迫奪走軍裝、換上普通囚服，並將配給降到相應的蘇聯標準之後，大多數人都崩潰了。用“獄友”刺探的方法也很奏效，他們向內務委員會審訊員提供了他們想要的具有德國式細緻特徵的材料。
“獄友”通常是在審訊證人的同時跟他們的蘇聯指揮官“碰頭”。這些特務不僅試圖找出被捕者所作供述或主動報告中可能存在的矛盾，他們也特別仔細地觀察審判官的恫嚇方法的效果。
“B…III”號間諜在1946年2月20號提供了鮑爾的下列情報：“他很怕報復，料想在審訊時沒有好果子吃，同時他的病腿、他的家庭的命運和究竟還要在監獄呆多久的問題也讓他很不安。料想會被折磨，他只遺憾沒有自殺。”幾天之後鮑爾真的被一名審訊官打了，這也就不足為奇了。
林格的獄探“波希米亞人”甚至進行了心理分析：“林格記憶力很好，他只是在裝瘋賣傻。審訊時他不老實，指望他的供詞無法對證，因為只有一個人——鮑曼——知道他知道的事情。僅僅一天之後那位獄探就要求審訊官繼續他的強硬路線，因為它生效了：“林格這下害怕了，再這樣嚴審幾天，他肯定會如實交待。
只有京捨身邊的間諜未能取得他的信任，這位黨衛軍軍官壓根不相信他的獄友，所以後者幾乎沒能提供有價值的情報。
在從1946年2月中旬到3月底的審訊期間，跟先前一樣，情報機構軍官們最感興趣的是希特勒自殺的詳細情形及有關他個人的領導風格及生活方式的具體資訊。他們對納粹政府的政治犧牲品、違反國際法的戰爭及系統屠殺猶太人等內容不太重視。他們也不追查德國軍備工業的情況，無論對噴氣式戰鬥機、火箭武裝，還是對德國的原子彈研究都沒有興趣。相反，他們卻將審訊記錄及間諜報告中有關下列內容的報告做了標記，如“希特勒在阿根廷有很多國際友人”，“女人在他的生活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和“這位獨裁者指示他的親信銷燬他的遺體”等。
這些審訊一開始似乎證實了希特勒在服毒的同時開槍自殺的說法。為了徹底弄清真相，決定於1946年初夏去柏林的事發現場檢視。同時，負責“神話行動”的軍官們計劃對斯梅爾希發現的屍體重新解剖。為了能更好地核實在莫斯科取得的證詞，也將關在布提爾卡監獄裡的關押人員帶去了柏林。
1946年5月，“神話行動”的參與人員來到了前帝國首都。在將犯人關進內務委員會的裡希滕貝格監獄，繼續進行審訊的同時，一個特別委員會再次檢查了總理府的地下掩體及花園。委員會成員除了克勞森還有民警部門的N·F·奧西波夫上校和法醫皮熱特爾·S·謝苗諾夫斯基。後兩位負責先對希特勒“失蹤”的情況進行刑偵調查，刑警和法醫對總理府掩體裡那位獨裁者工作室及通往花園的樓梯出口殘存的血跡進行了仔細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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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人後記（4）
他們的分析一目瞭然：沙發上的大量血跡可以推斷，受傷時流了很多血，有可能有生命危險。受傷的那一刻當事人肯定坐在沙發右角的扶手旁邊（……）血跡在沙發上的這種分佈及其外表特徵證明了受傷部分在頭部，而不是在胸部或腹部（……）。頭部傷口是槍擊而非重器擊打頭部造成的。證據之一是沙發靠背、沙發上方和沙發靠背的架子上沒有血濺痕跡。頭部受傷後傷者失去了知覺，頭歪向沙發的右扶手，一動不動地坐了一段時間。
1946年5月30號對總理府花園的重新挖掘證實了這一鑑定結果。法醫在斯梅爾希成員一年前挖出希特勒和愛娃屍體的地方發現了兩塊男性頭顱的殘片：部分右頂骨和左頂骨。右頂骨有缺損，謝苗諾夫斯基法醫認為，這是典型的子彈穿出口。另外他斷言：子彈是從下往上，從右向左、向後穿出的。正如林格和京舍的供述所證明的，希特勒是自已開槍自殺的。
但是，為了最終證實同時服用了氰化鉀的說法，需要重新解剖屍體。可斯梅爾希拒絕了。儘管做了很多努力，“神話行動”特別委員會未能讓軍方反諜機構交出已解剖過一次的阿道夫·希特勒和愛娃·勃勞恩的屍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