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0部分 (第2/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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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樓時，我看見樓前臺階上那灘有些凝固了的鮮血，成串的問號往外冒：這些老師都是壞人？他們都幹了什麼壞事？為什麼他們要自絕於世？不應該同情他們對吧？我迷惑不解，以一個十五六歲半大孩子的認知能力遠遠不能想清楚眼前發生的這些事情。
記得是一天傍晚，天快要黑下來了，高中部教學樓那邊一陣騷亂，跑過去打聽，說是學校敲鐘的阿八叔寫了反動標語，被囚禁在樓梯下的小屋裡，他用敲了幾十年鐘的手拿起一塊磚頭敲在了自己的頭上。鮮血濺了一地，兩個擔任守衛的初中女生嚇得驚叫起來，幾個高中男生好不容易才奪下阿八叔手中的磚頭。我有一種預感，我們不會再聽到學校上下課的鐘聲了。
那段時間裡，學校的老師接二連三地走上絕路的，一共有七人之多。我真的非常疑惑，是誰把他們逼得非走這條路不可？
在我參加“革命組織”後不久，父親找我談話，說上面有檔案，要求軍隊子女不要參加地方的派別組織，部隊要支左，成立革命委員會。我卻做出一個讓我後悔無比的錯誤決定。我決定留在戰鬥隊裡和“保皇派”戰友們一起，宣傳毛澤東思想，而不願意回家當“逍遙派”。母親帶著弟妹們想把我拉回家去，母親甚至用傘打了我一傘把，也沒有把我拉回家。
這錯誤的決定，讓我白白地耗費了寶貴的生命時光，為沒有價值的爭鬥費盡心力。今天我翻看自己15歲至17歲時寫下的日記，那些幼稚的、無知的、空洞的記敘反映了當時所謂政治的無聊荒唐。本是一個學習科學文化知識最重要的生命階段，就這樣毫無意義地流失了，這是我們這一代人最為不幸的事。
人生中最關鍵處往往就那麼一兩步，走錯了，你的人生軌跡就拐了方向。可在當時的大背景下，又能有誰，能夠看清楚，脫離現實，給你指出一條正確的路呢？那時候，路怎麼走，別無選擇。後來，我常想，那時最好的選擇是當“逍遙派”，起碼可以看完軍分割槽圖書室裡的那幾架書。又常常想，那時要有個智者指點一下迷津，我可以“躲進小樓成一統，管它春夏與秋冬”也好，可那時，誰又能是智者？人們怎麼都像中了魔一樣迷糊。
最讓我痛心的是，這一錯誤決定，破壞了人生中最寶貴的親情。在我決定不離開那個“革命組織”繼續“戰鬥”下去的時候，我沒想到會給父親帶來很大的麻煩。我的倔強和氾濫了的“革命”激情，在我和父親之間劃了一道深深的痛痕。致使後來的日子，讓我和父親再不能像以前那樣自然親近。“*”將人與人的關係破壞得如此深重，難以修復。
迷茫的歲月…“文革”十年那些日子（5）
我所參加的組織被定為“保皇派”，而部隊宣佈支援的是奪權的“造反派”。我們是少數派，被壓制被圍攻被毆打，越是這樣，越激起了我們的逆反。我們衝出重圍徒步到大理十四軍部上訪。領導不接見我們，我們就在軍部廣場上絕食。後來不得不把我們安排在三塔寺食住，等待接見。一天，十四軍副軍長接見了我們，並指名見我，說軍長梁中玉要單獨接見我。我知道是想說服我勸說我離開，並預感到父親可能正在軍部開會。我說：“我毛主席都見過了，不想見他！”
回到麗江後，父親放出話來，要我跪在毛主席像前請罪，並要我寫檢查書，否則就不要姓曾了。我聽後乾脆不回家了，住在學校裡。是母親悄悄給我點伙食費，時不時到同學家混頓飯吃。如果下鄉演出，就在老鄉家吃。現在已想不起來，自己是怎樣度過那些日子的，好像沒有為吃飯問題發過愁。從此以後，我和父親的關係總有些生分。後來我在部隊當兵時，父親給我的信裡說，“你不要了家人的親情”。哪裡是不要呢，自己還以為是在扞衛什麼革命路線呢，氾濫的激情和幼稚無知混合在一起做的一些蠢事讓人不堪回首。
麗江，在上世紀60年代，是個偏僻的小城，可在“*”中和全國一樣發生過很多轟轟烈烈和悽慘沉痛的事情。後來我常想，幸而在“*”中我當的是“保皇派”，從沒有做過一件違背良心的壞事。我清楚地知道，人在任何情況下都不能做損害他人的事情，這是做人的道德底線。或許正是有這條底線，看不下“造反派”的過激行為，我才當了“保皇派”。多少年後，紅衛兵被說成是打砸搶的暴徒時，我很坦然，沒有受到良心的譴責。
如果還有一點值得說道的是，這段日子一起度過的同學，不少成了終身的朋友，這種同學的概念遠不是在一個學校裡一起讀了數年書能解釋的。那段經歷成了他們生命中刻骨銘心的記憶。
時光蹉跎到1968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