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鬧很顯然就是“得罪”了他，只要寢室一熄燈他就會提著那把我們曾經想給他偷掉的那把電筒在一樓的過道里轉過去再轉過來，樓道應該有三十多米長，除了沉重的腳步聲加閃來閃去的燈光還有就是他那有特色的嗓音，我們都相信只要他一吼別說一樓的所有學生全聽見就是對面公寓裡面的有些發大聲的學生也得暫時靜一會那就更別說我們那幢公寓二三樓的“興奮者”了。只要一聽到他的聲音，我們會很配合的安靜下來，然後側著耳朵聽他又轉到了什麼地方，好把沒有說完的話說完免得帶進夢裡。我們能忍受他的大嗓音但就是忍受不了大嗓音中夾雜的“髒”字，為此當年有些寢室的“雄性”和他鬧過，怎麼鬧呢，無非就是打上一架，但作為學校裡的一名管理員他還是拒絕了“對手”的挑釁。久而久之，要鬧的還是要鬧，他也改口了，他好像是這樣說過：你些龜兒子要鬧的話也等領導老師走完了你才鬧嘛，我日子不好受，你們也不好受！管他好受不好受這話聽起來舒服多了，我們就說這樣的管理太人性化了。後來有兄弟叫他“雷公”，因為他就是那種光打雷不下雨的人或者說雷聲大雨點小的人。
“雷公”愛去報亭拿書那報，順便說說報亭裡的兩個老人家，他們是報亭的主人。他沒有做過什麼對不起我的事，比如偶爾把短途電話當作長途電話收費或是把他那個計費的先進儀器動下手腳，這些都太正常不過，沒有必要放在眼裡也不會痛在心裡。兩個老人家總是愛爭上幾句，這就是我想說他們的原因。他們好像每天都得吵上幾句，我問同村的這小夥是否還能見到那精彩的“幕後花絮”，他說依然如此。老夫老妻了，這樣的小吵小鬧應該是養成了習慣，我認為。我愛管閒事，兩位老人家吵的時候我還是不會馬上離開報亭，他們也似乎不在乎，非要等到幾句話吵完了才肯停下來，兩耳不聞顧客聲。吵的些什麼？比如因女主人丟了份報紙少了本雜誌，某個長途電話當成了短途而打電話的人已消失，就吵這些事，多數情況下是男主人佔上風女主人以憤怒的眼神做對抗。
好了；在此停筆；我認為；如果沒有這些人和事在日子的背後閃來閃去；我當年複習的生活又會多出點什麼呢？
忍耐就能過這道坎
六十年代的某一天，他融入了這個世界，房頂上的天依舊被烏雲籠罩著。祖上不是名門望族，而是貧下中農，在那個年代等待他的無疑是貧窮。他是父母的掌上明珠，姐妹們早早嫁人了，他還在學堂裡念著課本。課本一直帶到了高中課堂，高二那年他主動棄學了，因為現實條件逼著他這麼做。
在村裡就同齡人相比，他的文化程度是最高的算是文化人。在他看來既然是文化人就得教書育人，這是他的初衷。那時他父親是村長，就憑這芝麻官的地位他成了老師。他不能去縣城教，就連鎮上的學校也去不了。他只能教村裡那群野孩子，他樂意。野孩子們長大了，有錢了，可他依舊生活在那個叫雁家溝的窮山村。教書之餘他把祖上留下的一畝三分地經營得讓村裡人羨慕。農忙時節臨家沒菜吃，他就主動為他們摘去茄子、辣椒、絲瓜什麼的。鄰居吃得讓他心裡也美滋滋的。
歷經人生路上四十多個風風雨雨，他更懂得生活的真諦。年輕時的牛脾氣而今蕩然無存，寬大的雙肩還是扛著那個貧窮的家。他無法左右人生的遙控器，因此在該停時他還得繼續前行，在該糊塗時他還清醒著。他的孩子長大了，幾張嘴向著他要吃的，教書那點工資遠遠不能滿足家庭的開支。那年冬天，他結束了教書生涯去重慶學習家電維修技術，九十年代的農村掀起了買家電的狂潮，他看著這個浪潮相信自己的選擇是沒有錯的。一年後歸來，他告訴妻子，我們去鎮上租一個門面搞家電維修，往後的日子肯定賺。妻子支援丈夫的想法，畢竟這個家只能靠丈夫的手來支撐了。憑著學來的那套手藝，他又帶上了幾個徒弟，他收徒弟從來不收任何費用，因為他知道年輕人混口飯吃不容易，因為他也曾吃過苦。
有件事讓他一輩子也忘不了，九九年的七月初七他被一戶人家喊去修冰櫃。戶主說冰櫃的毛病就是不能製冷。問題不困難，他心裡這麼想。可結果不但沒能修好反而把那一冰櫃雪糕給弄化。他被戶主罵了，還差點被打，就連他搞修理的工具也被蠻橫的戶主給扣押了。他陪了，不僅陪了雪糕錢還陪了沒有修好冰櫃的損失。妻子沒有抱怨他，都怕這名聲沒了，那日後的生意就沒法做了。
那天他挎著修理包回家，陳老汗很遠便喊：老劉，你咋就這麼有本事？兩個大學生都讓你送出來了。他說過這麼一句話：無論遇到什麼情況都要學會忍耐，並且在忍耐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