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河東 三十年河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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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條件下，雙方可以相互向對立面轉化。如孔子和儒學，在五四運動時期，肯定被認為是糟粕，不然的話，何能喊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號？然而，時移世遷，到了今天，中國正在建設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社會，還有什麼人能說孔子和儒學中沒有精華呢？再如三綱一般被認為是糟粕，但是陳寅恪先生在《悼王國維先生輓詞並序》中說過一句話“中國文化之定義，具於《*通》三綱六紀之說”。陳寅恪先生在這裡講的實際上是處理九個方面的關係：國家與人民、父子、夫婦、父親的兄弟、族人、自己的兄弟、母親的兄弟、師長和朋友。這些關係處理好，國家自然會安定團結。綱紀學說，如果運用得法，可能調節社會秩序，可以加強安定團結。國際上何獨不然？在中國的傳統道德中，倫理道德有很重要的位置，倫理就是解決人與人之間關係的，儒家講的三綱六紀就是規定了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間關係的準則。這裡有糟粕的地方，因為人與人之間應該是平等的，不應該誰是誰的綱。儒家強調要處理好人的各方面關係還有許多值得批判吸收的東西。我國傳統的倫理道德應批判繼承，精華留下，糟粕去掉。對外國好的東西，也可以學習，不要排斥。在古代，幾乎在所有國家中，傳承文化的責任都落在知識分子的肩上。中國古代文化的傳承者是“士”，傳承地方是太學、國子監和官辦以及私人創辦的書院。在世界各國文化傳承者中，中國計程車有其鮮明的特點。早在先秦，《論語》中就說過：“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士們儼然以天下為己任，天下安危繫於一身。在幾千年的歷史上，中國知識分子的這個傳統一直沒變，後來發展成為“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後來又繼續發展，一直到了現在，始終未變。現在，《中國儒學年鑑》的出版，也是為了傳承中國的傳統文化，是接續士們的傳統，所以是一件大好事。這就算是我的“東西文化互補論”，以此作為《中國儒學年鑑》的專文。

新的世紀已經來臨了。我虔誠希望，人類能聰明起來，能認真考慮“拿來”與“送去”的問題，認真考慮我這個外行、我這個一向不注重義理的人所提出的“東西文化互補論”。

2001年9月24日

拿來和送去

在世界上所有的文明大國中，古代典籍傳留下來在質和量的方面都獨佔鰲頭的，只有中國一國。這個說法完全符合事實，毫無誇大之處。典籍是最重要的文化載體。古代典籍是我們中華民族對世界人民，對世界文化一個偉大的貢獻。

在過去漫長的封建社會中，有的統治者也曾用大力整理過，比如清代的乾隆皇帝就曾親自過問，遴選了幾位大學士，集天下最有成就的大學者，用上幾年的時間，編選了一部有名的《四庫全書》，沒有刻版印行，只命人繕寫了七部，分貯全國一些地方。乾隆的用心或者動機並不是善良的，他想消滅一些書或者消滅一些書的有忌諱的部分。但是效果應該說還是好的，《四庫全書》保全了一些書，免遭毀滅的厄運。

在解放前，上海商務印書館影印了一大批古籍，編為《四部叢刊》，上海中華書局排印了一套《四部備要》。兩套叢書都是皇皇鉅著，異曲同工，起到了傳播與儲存古籍的雙重作用，受到了海內外廣大讀者的歡迎，動機與效果完全統一。

最近若干年以來，在改革開放的影響下，在弘揚中華民族優秀文化正確方針的指導下，又有一些有識之士，用不同的方式整理、編纂優秀古籍。在群峰並峙的形勢中，《傳世藏書》以其獨特的編選方式，投入巨大的資金，邀集眾多的學者，橫排，簡體字，所有入選的古籍都加上標號，窮數年之力，採用最好的紙張，使用最高的印刷技術，實行嚴格的審校制度，反覆核校，最後出之以最美的裝幀。這樣細緻審慎的操作規程，稱之為前無古人，恐怕亦非過分誇大。好在全書123巨冊已經出齊，明眼人自能衡量其價值，徒託空言，不足為憑。

關於此書的意義與價值，我想提出幾點個人的看法。最近幾年，我在很多文章和發言中提出了一個觀點：文化交流是推動人類社會前進的主要動力之一。如果沒有國家與國家間、人民與人民間的文化交流，今天人類社會是個什麼樣子，簡直無法想象。我認為，在人類歷史上，最大的文化交流是東西兩大文化體系之間的交流。以中國文化為核心的東方文化，其基礎或出發點是綜合的思維模式，表現在哲學思想上是“天人合一”。最有代表性的說法是宋代大哲學家張載的“民，吾同胞。物，吾與也”。西方文化自希臘羅馬起一直髮展到今天的歐美文化，其基礎或出發點是分析的思維模式，表現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