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河東 三十年河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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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裡面當然也積澱了一些好東西；但是不好的、有害的東西，其數量不少，其危害極大。犯罪的情況是任何時代任何社會都有的。有一點，用不著大驚小怪。但是，像中國現在這樣，大規模地製造假農藥、假種子、假化肥，一旦使用，將流毒千百萬畝耕地，影響千百萬人民的生命，這卻絕非小事了。至於偷竊農村的變壓器，割掉電線，其影響農業生產，絕不是小規模的。還有集體地、明目張膽地砍伐山上的樹林，使長江變成黃河。這不但流毒眼前，而且影響後世子孫。所以，聽說王元化先生主張徹底批判舊文化，我是贊成的。而從社會風氣來說，也存在不少問題。有的人爭名於朝，爭利於市，急功近利，浮躁不安，只問目的，不擇手段，小偷小摸，所在皆是。即以宴會一項而論，政府三令五申，禁止浪費；但是令不行，禁不止，哪一個宴會不浪費呢？賄賂雖不能說公行，但變相的花樣卻繁多隱秘。出門必然會遇到吵架的，在公共汽車上，誰碰誰一下，誰踩誰一腳，這是難以避免的事，只須說上一句“對不起！”就可以化干戈為玉帛；然而，“對不起！”“謝謝！”這樣的詞兒，我們大多數人都不會說了，必須在報紙上大力提倡。中國民族性中的這些缺點，不自改革開放始，也不自建國始，更不自魯迅時代始，恐怕是古已有之了。難道我們真要“禮失而求諸野”嗎？這是我們每一箇中國人所面臨的而又必須認真反省的問題。

鑑於上述理由，我認為，在處理外國文化與中國文化的關係時，應該注意大膽“拿來”，把一切外國的好東西統統拿來，物質的好東西要拿來，精神的好東西也要拿來。應該特別強調，我們要拿來的是第三個層次裡的東西，屬於心的東西。我們要改變我們的一些心理素質、價值觀念、思想方法等等。所謂“心”的東西，指的是價值觀念、思維方式、審美趣味、道德情操、宗教情緒、民族性格等等。從長期的歷史研究中，我得出一個非常可貴的經驗：在我們國力興盛，文化昌明，經濟繁榮，科技先進的時期，比如漢唐興盛時期，我們就大膽吸收外來文化，從而促進了我們文化的發展和生產力的提高。到了見到外國東西就害怕，這也不敢吸收，那也不敢接受，這往往是我們國勢衰微，文化低落的時代。

對儒學的態度：批判與繼承

談東方文化必然要涉及到中國傳統文化的核心儒學的問題。作為中國傳統文化的主體，儒學中也有糟粕，這是肯定無疑的。對其中的糟粕，一定要拋棄，要批判，如上文說到的對封建主義的批判，是必要的。但是，批判壞東西，不能把好東西也一塊丟掉，如同潑洗澡水把澡盆中的小孩也潑掉一樣。我們東方文化中確實有些好東西，如《論語》中的一句話：“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能做到這八個字，到共產主義也不過這個水平。類似這麼精闢的話多得很。歷史上講宋太祖時趙普曾說過以半部《論語》治天下的話，現在有人說是胡說八道，我看實際上用不了半部《論語》，有幾句話就能治天下。再如《論語》中又說“小不忍則亂大謀”。容忍是中華美德之一。我們的往聖先賢，大都教導我們要容忍。民間諺語中，也有不少容忍的內容，教人忍讓。有的說法，看似消極，實有積極意義，比如“忍辱負重”，韓信就是一個有名的例子。《唐書》記載，張公藝九世同居，唐高宗問他睦族之道。公藝提筆寫了一百多個“忍”字遞給皇帝。從那以後，姓張的多自命為“百忍家聲”。當然，類似“己所不欲，勿施於人”這樣的話，最好是演變成道德金律，才會起更大的作用。可惜的是，儒家學說還沒有變成道德金律，因為儒學不是宗教。宗教要有四個條件：一要有神；二要有戒約；三要有機構或組織；四要信徒崇拜信仰。拿這四個條件來衡量一下孔子和他開創的儒學，則必然會發現，在孔子還活著的時候以及他死後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只能稱之為“儒學”，沒有任何宗教色彩。《論語》中就說“子不語怪力亂神”。孔子自己說：“天何言哉！”這個“天”也不是有“神格”的“天老爺”。孔子從不以神自居，他的弟子以及弟子的弟子，也不以神視之。“儒學”非學說而何？不知道從什麼時候起，孔子被神化了。到了唐代，儒、釋、道三家就並稱三教。到了建聖廟，舉行祭祀，則儒家已完全成為一個宗教。因此，從“儒學”到“儒教”是一個歷史演變的過程。討論“儒學”或“儒教”，必須有一個發展的觀點，不能執著於一端。對儒學中的精華與糟粕要分清楚，這是用不著證明的。但是，究竟什麼叫做“精華”，什麼又叫做“糟粕”呢？這兩個表面看上去像是對立面的東西，不但不是涇渭分明，而是界限不清；尤有甚者，在一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