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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露，並加評論中說，讀來令人觸目驚心。四記依次是：《搜書記厲》《焚書記烈》《刪書記酷》《編書記疏》，外加《贅記》即結說一節。全文從無可辯駁的第一手檔案材料入手，褫其畫皮，現其原形，通篇感慨浩劫，體重思精，對知識界、讀書界、青年界大有開智識、振元氣之效用。
在《搜書記厲》中，陳先生指出從清初到乾隆，文字獄一代酷於一代。清初是大肆的肉體屠殺，揚州、嘉定、金華、濟南……血雨腥風，阿鼻地獄，政權穩固後文網繁密，進一步*漢人的文化自信心及文化反抗運動。開始下詔，條件優善，然而效果不理想，徵書受挫，乾隆立即做出慈祥的樣子大加寬慰，百般體貼，什麼“記載失實，固所不免”，“何必過於畏首畏尾耶……”這恐怕也是古今屢見的引蛇出洞的手法。先引誘，後威脅，重點放在江南，直至下詔的第二年發出最後通牒，緊接著又列出黑名單，看出乾隆早有腹案。陳先生分析道：“乾隆並不曾把漢人看作同滿人一樣的中華民族，因而也並不在乎漢民族文化的儲存，如果漢文化威脅了滿人的統治，他是會毫不猶豫地捨棄或破壞這文化的。”針對皇帝步步緊逼的徵書命令，陳先生說：“圖窮匕見，寓禁於征的用心，至此已告大白。”這當中，乾隆樹立了徵書地方官先進典型，為仿效的榜樣，隨後又加罪將其打倒，涉及在案者斬決，“妻、媳給功臣為奴。”陳先生指出這場搜禁“運動”，比編纂《四庫全書》的時間長得多，“乾隆對於查禁書籍的興趣，遠比編書要濃厚得多，其查禁的手段也比歷朝帝王（包括秦始皇在內）狠辣得多”。
思想利刃解剖文化虐政（2）
章太炎先生的《哀焚書》認為，金、元以外族入主中原，其毒滔天，然“未敢以去故籍以騰奸言也”，到了乾隆，“既開四庫館下詔求書，命有觸忌諱者毀之……督佗省摧燒益急，自爾獻媚者蜂起”。燒書之詳情，見陳先生《〈四庫〉四記》之第二節《焚書記烈》。此節指出乾隆在編纂過程中放開手腳，大燒特燒，一類是明人著作，多抗清內容；“一類是當代人著作，主要是不馴順，不合作，不甘心做奴才的文字”。剷除的辦法，又靠兩種制度，即書籍送檢和鼓勵檢舉揭發制度，並且乾隆信不過地方官，把書籍書板透過長途運輸送到北京銷燬，其姦凶一至於此。陳先生引出乾隆極為情緒化的批示後說：“有了這樣的批示，下面的查辦自然如狼似虎了。”其中對不少著作的窮搜迫查已類近現代非常嚴密的刑事偵案手法，延續了19年的焚書運動，陳先生有逐年的詳盡細緻的統計，“全毀書目2453種，抽毀書目402種，銷燬書板50種，銷燬石刻24種，《四庫全書》收書不過三千四百餘種，所焚書的數量竟與之彷彿，這是相當驚人的”。在《刪書記酷》這一節，陳先生同樣以無可辯駁的資料，並引魯迅、陳登原、傅增湘、任松如諸學者關於封建王朝戕賊中華文化的論證來說明“誘惑之巧，搜尋之嚴，焚燬之繁多，誅戮之慘酷……皆振古所無有”（任松如語）的事實真相。在陳先生的精密剖析論證中，昭昭可見乾隆帝的虐待狂心理。虐待狂分為兩個層次，首先是*狂，乾隆帝的祖宗有此癖，“多爾袞以盜嫂為美談，康熙帝以*為法制”（章太炎《討滿洲檄》）。穢聞載滿史籍，至乾隆帝則將虐待心理導向另一極端，即超出自我防衛式的攻擊行為，而表現為控制要求，其燒書、搜書、刪書、殺人的兇殘，大大表明他要求絕對控制對手的心理投射，迫使對方喪失自衛能力而不斷受苦，他則在對方的無助哀號中取得刺激虐待的興奮。《〈四庫〉四記》中之密集材料，詳盡分析，可為明證。
封建專制者以國家為他的私產，以人民為其芻狗。文化斷裂澌滅，人民憔悴溝壑，摧毀一個民族固有之文化典籍而窒息其活力，意在斷滅其記憶而行愚民之詭道。乾隆修《四庫》穢德昭彰，今之炒作、抬舉、頌禱者又是何居心呢？陳四益先生問道：“《四庫全書》的編纂距今不過二百多年，搜書、燒書、刪書的慘相連許多學者也已忘懷，相反倒在不厭其煩地頌揚乾隆的功德，這實在令我驚異感傷，以這樣的速度遺忘，歷史對於我們還有什麼教益？”
在這篇長文中，陳四益先生且述且評，痛心疾首，精見迭出。他總結說，“這是驚人的文化犯罪，是中國文化史上空前的劫難，封建專制制度下，所能對文化進行的摧殘，乾隆無所不臻其極”，今之歌其功，頌其德者，“對這種殘暴的罪行健忘如斯，實在令人駭異”。乾隆的父親雍正帝（清世宗）就曾做過一部《大義覺迷錄》，力圖消除中國固有的民族思想，書中頗引中國成語典故裝出親善面目，很把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