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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東鄉民與教民衝突，釀成巨案，袁世凱新建陸軍一萬多人開往山東。其間，各地民變有增無減。1895至1903年，各地反抗清廷的大大小小起義，由農民、市民、遊民、江湖好漢組成，從幾百人、千餘人、幾千人到上萬人的起義，就有數萬起之多。譬如1900年，四川邛州反洋教鬥爭，浙江農民攻打江山、常山，諸暨四千農民反抗教會，江西饒州民眾搗毀耶穌堂，河南泌陽、桐柏、武安、涉縣、安陽等地武裝反抗教會，福建南平農民起義……1901年廣西遊民萬餘人起義，四川資陽千餘人武裝抗教，湖南邵陽哥老會組大漢軍抗清，廣西農民進攻貴州興義……
辛亥革命前十幾年或二三十年的時段，可謂民變蜂起的時代。在這期間，民變以萬甚至是十數萬為單位。民眾因為生存的極度惡化，一旦起事，往往玉石俱焚，那可不是腐儒的攻擊可以解脫的。
久為專制摧殘的國民，首先是怕事，也不管怕的是什麼事，一概都怕。一代代怕下去，漸次在基因裡面深深潛伏，各自練就比賽誰更能忍的功夫，也就是比誰更能裝孫子。子子孫孫裝下去，精神面目嚴重扭曲，所以古人感慨黃鐘譭棄，瓦釜雷鳴；感慨鳳凰已散，蒼蠅亂飛。
然後是窺視機會，一旦發生大規模動盪，則群起鼓譟，殺人越貨，無所不用其極。
到了爆發點，源自嚴酷的生存現實，*、掠奪、*，各地民眾因生存困境而鼎沸，因逼上梁山奮起反抗，這種不可控的惡性燒殺，武裝*，對政權是衝擊，對民間是內耗。
相比之下，同盟會的革命，目標清晰，個人暗殺則是定點清除，其心最仁，其術最高明。
到了晚清大規模民變的時代，每一次民變的疊加，在對社會衝擊的總量上絕不下於太平天國。那是一塊碩大的被仇恨籠罩的土地。流血漂杵，死人如麻，哀鴻遍野，轉徙溝壑。
民變既對朝廷形成衝突，也在地方最細微的基層衝突，到處打得天昏地暗，任何衝突的一方都有充分理由把對方消滅一千次，尚不能解心頭之恨。
這是民族莫大的恥辱和悲哀。上帝要讓誰經歷死亡和苦難，就會讓魔鬼到那裡去播撒仇恨，讓他們瘋狂。這個魔鬼，說穿了就是一個*心理變態，權欲心理失衡，行為準則無常的醜陋老太婆。
受意識形態嚴重束縛的慈禧，幾乎拿不出任何辦法，排解這些岌岌可危的“政治炸藥包”。稍不當心，就會火山爆發，經濟危機轉化為政治危機，政治危機演變成社會動盪，以致社會變革的機率，正在與日俱增。
*朝廷不太怕民變，怕有勢力的人變。
民變不鬧到太平天國那樣的規模，他們似乎不大懼怕。
但他們知道一旦利益集團裡有人牽頭來做推翻他們的事情，他們的滅亡為期就更近了。
慈禧把國家利益朝著利益集團傾斜，這也是親貴集團拼命反對改良的基本原因，別說是變革的事了。
至於同盟會反對利益集團*執政，並非與清廷單個的大員有多少私仇家恨，只是*的喪失和被褻瀆，才導致革命黨人不得不走上武裝抗暴的道路。
一個利益唯上的昏暴統治集團，絕對不妥協，喪失人性，或將人民引向暴力反抗的極端，至於人民忍受的底線到什麼程度，決定於這個民族的素質。
顯然，戰勝清廷這樣一個集團不是上書、磕頭、拜求所能辦得到的。
還需要更加準確的政治路數作為大的環境，然後注入具體的政治謀略，方能具備最起碼的條件來完成需要完成的歷史使命。
黨人的奮起狙擊，實施定點清除，這是流氓當局最懼怕之事。暴力和非暴力反抗都是人民在反抗暴力統治中可以採取的方法。那種絕對強調暴力和非暴力的極端都是非理性的，至於應該採取何種抗暴方式，則應決定於時、地及本身的處境，統治者妥協的程度等等。
改良派只是普通的抗爭，他們這樣下去，永遠沒有形成對清廷的威懾，還談什麼大智慧，豈不貽笑大方？*奴役國人，那是沒有底線，可反對派是做什麼的？反對派的智慧都弄到什麼地方去了？只會寫文章罵娘嗎？
民變的加劇，不能只譴責老百姓喜歡鬧事，也不能僅謂國人較他國更喜歡以犯罪方式獲得財產。晚清地方的大亂，只能說，權貴經濟掠奪了社會的財富，清廷對列強的苟且使民間生存極度惡化，高度專權而僵死的政治背後，是難以想象的非人的民間生存。晚清的內憂外患，非設身處地，難以想象那種慘況。就算最下層末梢的，那些為官僚們不屑的領域，可以放任底層民眾去爭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