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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生活》週刊的發展是隨著本身經濟力的發展而逐漸向前推的，所以在增加職員方面不得不慢慢兒來，因此事務的增繁和人手的增多，常常不能成正比例。《生活》週刊本身經濟力的發展，來源不外兩方面：一方面是發行的推廣，由此增加報費的收入；一方面是廣告費的收入隨著銷數的增加而增加。我們既沒有什麼大宗的經費，事業的規模不得不看這兩方面的收入做進行的根據，因為我們是要量入為出的；但是我們所欣幸的，是我們可以儘量運用我們在這兩方面的收入，擴充我們的事業，沒有什麼“老闆”在後面剝削我們。關於這一點，我們不得不感謝職教社。當時《生活》週刊還在職教社的“帡幪”之下，我和徐孫諸先生都只是僱員，原沒有支配的全權，但是職教社當局的諸先生全把這件事看做文化事業，一點沒有從中取利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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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轉變
《生活》週刊所以能發展到後來的規模，其中固然有著好多的因素，但是可以儘量運用本刊自身在經濟上的收入——儘量運用這收入於自身事業的擴充與充實——這也是很重要的一點。關於這一點，我在上次已經略為談過了。所以能辦到這一點，我們不得不感謝職教社在經濟上的不干涉。但是還有一件更重要的事情，我尤其不得不感謝職教社的，是《生活》週刊經我接辦了以後，不但由我全權主持，而且隨我個人思想的進展而進展，職教社一點也不加以干涉。當時的《生活》週刊還是附屬於職教社的，職教社如要加以干涉，在權力上是完全可以做的，我的惟一辦法只有以去就爭的一途，爭不過，只有滾蛋而已。但是職教社諸先生對我始終信任，始終寬容，始終不加以絲毫的干涉。就這一點說，《生活》週刊對於社會如果不無一些貢獻的話，我不敢居功，我應該歸功於職教社當局的諸先生。
《生活》週刊初期的內容偏重於個人的修養問題，這還不出於教育的範圍；同時並注意於職業修養的商討，這也還算不出於職業指導或職業教育的範圍。在這個最初的傾向之下，這週刊附屬於職教社，還算是過得去了。也許是由於我的個性的傾向和一般讀者的要求，《生活》週刊漸漸轉變為主持正義的輿論機關，對於黑暗勢力不免要迎面痛擊；雖則我們自始就不注重於個人，只重於嚴厲評論已公開的事實，但是事實是人做出來的，而且往往是有勢力的人做出來的；因嚴厲評論事實而開罪和事實有關的個人，這是難於避免的。職教社的主要職責是在提倡職業教育，本來是無須捲入這種漩渦裡面去的，雖職教社諸先生待我仍然很好，我自己卻開始感到不安了。不但如此，《生活》週刊既一天天和社會的現實發生著密切的聯絡，社會的改造到了現階段又決不能從個人主義做出發點；如和整個社會的改造脫離關係而斤斤較量個人的問題，這條路是走不通的。於是《生活》週刊應著時代的要求，漸漸注意於社會的問題和政治的問題，漸漸由個人出發點而轉到集體的出發點了。我個人是在且做且學，且學且做，做到這裡，學到這裡，除在前進的書報上求鎖鑰外，無時不皇皇然請益於師友，商討於同志，後半期的《生活》週刊的新的進展也漸漸開始了。研究社會問題和政治問題，多少是含著衝鋒性的，職教社顯然也無須捲入這種漩渦裡面去，我的不安更加甚了。幸而職教社諸先生深知這個週刊在社會上確有它的效用，不妨讓它分道揚鑣向前幹去，允許它獨立，由生活週刊社的同人組成合作社，繼續努力。在這種地方，我們不得不敬佩職教社諸先生眼光的遠大、識見的超卓、態度的光明。
生活週刊社以及由它所脫胎的文化機關，都是合作社的性質；關於這一點，我在《萍蹤寄語》初集裡面也曾經略有說明，在這裡不想重述了。回想我和幾位“患難同事”開始為文化事業努力到現在，我們的確只是以有機會為社會幹些有意義的事為快慰，從沒有想要從這裡面取得什麼個人的私利。我所以要順便提出這一點，是因為社會上有些人的觀念，看到什麼事業辦得似乎有些像樣，便想到辦的人一定發了什麼財！有些人甚至看得眼紅，或更有其他不可告人的卑鄙心理，硬說你已成了“資本家”，或誣衊你括了多少錢！他們不管在我們的合作社裡，社員更大的股款不得過二千元，到了二千元就根本沒有任何利息可拿，五百元以上的股本所得的利息（倘若有的話），比二百五十元以下的股本所得的要少一倍。這是可以造成什麼“資本家”或括錢的機關嗎？我和一班共同努力於文化事業的朋友們，苦幹了十幾年，大家還是靠薪水口養家。我們並不覺得什麼不滿意，我們的興趣都在文化事業的本身。像我這樣苦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