劍橋中國史:中華民國史(下)

第128部分 (第1/4頁)

報告最早的　１９３８　年的版本沒有像《毛澤東選集》中重寫的摘錄那樣，說到共

產黨的人領導；但是它確實說到“共產黨員應該怎樣認識自己，加強自己，

團結自己，才算在民族戰爭中盡了自己最大責任”。他簡潔地把這些責任解

釋為共產黨員“應在各方面起其先鋒的與模範的作用”。①很明顯，如果國民

黨在領導中搖擺不定，它的領導地位將由那些已成為“先鋒和模範”的人所

取代。

最後，毛澤東在他的　１９３８　年　１０　月的報告中建議應該恢復“黨內合作集

① 《論新階段》，《毛澤東集》第　6　卷，第　198　頁。

① 《中國共產黨在民族戰爭中的地位》，《毛澤東集》第　6　卷，第　243—244　頁。

團”，共產黨人應該再次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這一建議有雙重意義，但

也模糊不清。因為他雖然預先表示向蔣介石提交全部具有雙重黨籍的共產黨

員的名單，從而滿足蔣介石在　１９２６　年　５　月“改組”之後定下的限制措施之一，

他還試圖說服蔣介石把國民黨改變為“民族聯盟”。這第二建議的目的是過

於明顯地要削弱　１９２６—１９２７　年曾使共產黨無法從內部操縱國民黨的列寧式

束縛。因此，蔣介石把它視為“特洛伊木馬”式的花招而加以拒絕，就不足

為奇了。②

一年稍多以後，正如我們已經看到的，毛澤東的立場有了發展，從承認

國民黨必須在統一戰線內佔有“首位”，變成聲稱共產黨的領導已是既成事

實。在《新民主主義論》（１９４０　年　１　月）中，這一赤裸裸的要求是由產生修

辭效果的辭彙遮蓋著的；而在《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１９３９　年　１２　月）

中，它卻是十分明顯的。③《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雖然主要是為黨員讀

者寫的，但它公開發售。在《＜共產黨人＞發刊詞》（１９３９　年　１０）中，他甚至

沒有提出誰應該領導的問題；他僅僅假定領導權屬於共產黨人，進而討論他

們應該怎樣實行領導。

除去領導權的問題以外，還有兩個直接相關的觀點也值得在這裡討論，

毛澤東關於各個階級在革命中作用的觀點，和關於體現革命力量的政治運動

或體制的性質觀點。

從實質上看，毛澤東關於在抗日戰爭時期支援革命的階級力量的觀點是

簡明的、一貫的。他認為這些階級力量是由斯大林在　２０　年代提出的四個階級

的集團組成，外加一部分“買辦資產階級”，後者依賴於某些利益與日本的

利益相沖突的①列強。可以理解，這一圈入可能的同盟者的界限，在《＜共產

黨人＞發刊詞》中，是劃得最緊的；而在《新民主主義論》中，則劃得最松。

在前者中，農民被描繪成無產階級的最“堅固的”同盟者，城市小資產階級

是“可靠的”同盟者。至於民族資產階級，它能夠在“一定的時期中，一定

的程度上”，參加“反帝國主義和反封建軍閥”的鬥爭，因為它受到外國的

壓迫；但是“由於中國民族資產階級在經濟上、政治上的軟弱性”，它也會

有時“動搖變節”。資產階級或大資產階級，即使在它參加抗日統一戰線的

時候，“仍然是很反動的”，它反對無產階級政黨的發展，並最終計劃投降

敵人和分裂統一戰線。

《新民主主義論》的原始文字提出一種頗為異常的提法：全篇文章提到

三個階級的聯盟而不是四個階級的聯盟。兩者的不同是形式的不同，不是本

質的不同，但並不是沒有影響。這樣的提法是由於把農民（馬克思主義者一

直認為農民在性質上是小資產階級）和城市小資產階級歸在一類，合稱小資

產階級，而不是把農民算作單獨的階級。例如，我們看到這樣的說法：在　１９２７

—１９３６　年，由於“中國資產階級轉到了……反革命營壘，革命營壘中原有的

三個階級，這時剩下了兩個，剩下了無產階級與小資產階級（包括農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