劍橋中國史:中華民國史(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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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的，但它包括那些最積極地影響近代教育界發展的人物。

組織的無限能量。共和國的新學生與教師一樣關心民族命運並負有責任感。

他們時常要求採取政治行動。教育精英們從事的活動從注表可略見一斑。只

有極少數人能夠潛心追求純學術。維持學校運轉始終是個問題。

教育家作為一個群體遲早也會面臨他們與政府當局的關係問題。持續了

１２００　年的政府考試製度到　１９０５　年才被廢除，受西方訓練的教育家在它的陰

影下勞動，他們繼承了多少代以來困擾著中國舊學者的價值觀和問題，同時

他們又有在國外遇到的新的價值觀和新模式。到　３０　年代，他們成功地創造了

較為自主的和多樣化的高等教育體系，較少直接受到政府和官方正統觀念的

控制。然而這只是軍閥混戰年代既無中央政府也無正統觀念的暫時情況。由

於學者－政府的傳統，中國的教育一直與政治糾纏在一起。高等教育過去一直

是為統治階層的，不是為平民百姓的。要使它從國家的正統觀念解脫出來是

不容易的。這就不難理解脫離政治的較為獨立的教育形式的成長為什麼時斷

時續，遊移不定了。

此外，民國初年教育不僅得益於中央政權的軟弱，也得益於帝國主義列

強的多元化影響。外國人在華利益包括透過基督教教會院校以及設立自主的

教育基金二者來扶植現代教育，二者都受治外法權保護。１９１２　年至　１９４９　年

中國的學術發展可以被看作世界範圍的現代知識興起的一部分，南北美洲

人、俄國人、日本人和印度人或遲或早全轉向西歐尋求啟蒙。然而受過教育

的中國精英們涉足國際世界的一個副作用是他們易遭排外者的攻擊，被指責

為受外國指揮。這些在外國受過教育的接受雙重文化、能講兩種語言的精英

所付出的代價是，在祖國有時感到或顯得是陌生人，甚至像是受僱於外國的

人。

歸國留學生在中國和國外的經歷所形成的心理上和知識上的壓力，使他

們一代中某些有政治頭腦的一翼轉向馬克思主義。傾向於學術的一翼也需要

新的信仰體系、新的指導原則。許多教育家強烈地信仰科學的功效。確實，

１９　世紀　９０　年代和新文化運動時期，“科學”的普遍真理在改革家的思想中

曾佔重要地位，這種真理成為中國趕上外部世界的法寶。中國的教育家尋求

透過運用“科學方法”解救祖國，這種方法不僅存在於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

之中，而且也存在於人文科學和中國歷史研究之中。對某些人來說，它是幾

乎具有宗教色彩的信條。一位教育家王風喈教授，表達了　２０　年代頗為流行的

態度，聲稱：

舊的教育體系和舊的民族習慣被破壞了，新的教育——根據科學的教育——已經開始……

我們必須知道教育制度不能透過模仿得來，必須從思考與實踐中得來。西洋教育不能整個的搬

到中國來；必須斟酌中國國情，作出適當的選擇。所以我的結論是，新的教育必須以科學為指

導，理論要有科學的依據和證明，實踐要遵循科學的方法，結果要有科學的統計。①

民國初年作為教育現代化基礎的主要命題是：隨著帝制的崩潰，舊秩序

已經無可挽回地失去作用；中國必須著手建立自己的新的教育制度；以及—

—隨著新文化運動的興起——“科學”和“科學方法”將證明是新制度得以

建立的最堅固的基礎。②

① 王風喈：《中國教育史大綱》，第　5　頁。王是時在長沙晨光大學任教。

② 關於新文化運動中對“科學”的各種見解，見史華慈在《劍橋中國史》第　12　卷第　8　章的概括；又見郭穎

大學：機構的建立

讓男女青年進入由系裡職員管理的公共宿舍，不亞於工業中出現工廠制

度。同樣，這在中國漫長的教育史中不乏先例，雖然其聯貫性還缺乏研究。

那些建立高等教育的人常常有意識地要模仿外國模式。然而選擇哪種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