劍橋中國史:中華民國史(下)

第55部分 (第1/4頁)

風；彭禹庭因公開反抗國家機關。這兩項非正統的實驗都被扼殺。總的來說，

鄉村建設實驗最終都遭遇不佳，日本的入侵把它們全部清除乾淨。留下的一

份遺產是人們廣泛關心把中國建國工作的基礎放在農村社會，並且體會到鄉

村改革在充滿敵意的政治環境中無法生存。共產黨人發展而成的根據地概

念，是把一種新的鄉村體系納入其政治和軍事保護之中的嘗試。

參與與官僚政治：歷史的程序

① 《鎮平縣自治概況》；艾愷：《轉變中的鄉村名流：中國文化危機與合法性問題》，載《遠東研究中心

文化文選》，第　3　集（1978—1979　年），第　218—286　頁。

① 陳果夫：《蘇政回憶》，第　14　頁。許瑩連等：《全國鄉村建設運動概況》，第　530—648　頁。

從這裡提供的材料看，本章開頭提出的兩分法似乎全然不足以表現一個

真實的矛盾。事實上，地方自治的發展並不是在參與更多一些或官僚政治更

多一些這兩者之間的一連串的選擇。勿寧說，它是以一種交替更迭的方式進

行的，表現為民眾要求參與地方政治，卻提供了官僚政治得以造成更大危害

的格局。清廷決定製訂憲法，是出自一種心態，認為參與最終將導致增強官

府的特權。縣議會的歷史表明，起初是充滿熱情，地方名流廣泛捲入，但卻

以縣知事操縱的參事會增選議會的領導人，從而極大地加強縣知事的行政權

力而告終。

縣以下區劃的模式（翟城“模式”），起源於鄉紳的積極精神和鼓吹社

區者的熱忱，卻促進了一種嚴厲的官僚政治的和極權主義的地方管理制度（閻

錫山的“村制”）。孫逸仙自底層向上的政治發展模式，不乏響亮的平民主

義的論調和“自治”的指示，確實產生過一些有創見的計劃，本可以引導民

眾更多地參與地方政治。然而，南京政權在　３０　年代修改這些計劃的做法，意

味著那些原應是“自治”載體的單位變成了使官僚政治更深地滲透進地方社

會的單位。

參與和官僚政治看上去已在密切的歷史關係中相互聯絡起來。名流（和

一定程度上的更廣大的公民）迫切要求參與政治，確實曾激起體制改革的洶

湧波濤。但是，浮在波峰浪尖的是官僚政治國家的機構。波濤退卻以後，留

下來的是它們。

第　８　章 學術界的成長，１９１２—１９４９　年

學術機構不僅教育後代，而且創造、引進和傳播技術與文化。現代國家

的學校和學院、圖書館和實驗室，通常透過履行這些重要的職能，對國家以

及一般對社會起著重要的中心作用。而在中國，從很早的年代起，教育就一

直是政府所關心的一個主要問題，所以它註定要成為　１９４９　年以後中國革命的

一箇中心問題。同時，在　２０　世紀上半葉，教育在多種國外的影響和參與下，

以各種形式在中國急劇發展起來。大量的資料散落在各處，人們剛剛開始進

行研究。①例如，新的研究表明普通人當中的職務性學識比過去設想的要普遍

得多。２０　世紀中國教育的許多重要方面需要注意——從在晚清發揮作用的成

千個書院那裡繼承下來的社會時尚和教育方法，現代學校制度和透過報刊的

城市公共教育的成長，婦女的正規教育，出版社的興起（如商務印書館，１８９６

年創立於上海，是一所很大的出版機構，出版刊物和教科書），以及建立教

育協會和作為改良與革命溫床的新學校。①在如此廣闊的領域中，本章的中心

限於高等教育。這一事實本身證明了民國時期對重要的初級和中級教育史在

學術上過於忽視。它也反映了中國的教育革新者對創立能造就新的上層領袖

的高等學術機構所做的努力更為引人注目。

１９１１　年後，中國政府長期軟弱無能，為中國的教育革新者提供了一個難

得的機會。他們是熱情的愛國者，並且仍然是享有學者聲譽的一個階層，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