劍橋中國史:中華民國史(下)

第59部分 (第4/4頁)

請看　１９２９

年北平幾所大學的請願：“廣東的中山大學和南京的中央大學每個學校只有

學生　１０００　至　２０００　人，月撥款為　１５　萬至　１６　萬元；而北京大學共有七所學院，

註冊學生為　３５００　人，可是月撥款僅約為　９　萬元……。③

① 柯樹屏：《王雪艇先生在教長任內之教育措施》，《傳記文學》第　239　期（1982　年　4　月），第　125　頁。

② 王聿鈞和孫斌編：《朱家驊先生言論集》，第　139　頁。

③ 柯樹屏：《王雪艇先生在教長任內之教育措施》，第　126　頁。

④ 同上書，第　125　頁。

⑤ 《朱家驊先生言論集》，第　125、138　頁；何炳松：《三十五年來中國之大學教育》，載《晚清三十五年

來之中國教育，（1897—1931）》，第　130　頁；黃建中：《十年來 的中國高等教育》，載《抗戰前十年之

中國》，第　503　頁。

① 陳能志：《戰前十年中國大學教育經費問題》，《歷史學報》第　11　期（1983　年　6 月），第　173—176　頁。

② 同上，第　175－177　頁。這種狀況的例子可在　1928　年至　30　年代初國立中山大 學、武漢大學、浙江大學

和四川大學的事件中看到。

③ 陳能志：《戰前十年中國大學教育經費問題》，《歷史學報》第　11　期（1983　年　6　月），第　179　頁。

省級大學和學院在獲得公家撥款方面還遇到其他障礙。１９２９　年後，國民

政府集中國家財政的努力，是一個時間拖得過長的過程。在稅金的收支上，

南京政府和省政府之間必須解決手續問題以及官僚政治的相互關係問題。這

導致了幾個省有臨時撥款的必要，而自然災害之類的區域性意外事件也不利於

省稅歲入。④

私立大學（包括教會學校）的資助來源十分廣泛，從中央政府撥款到私

人捐贈和學費、雜費，而以後者最為重要。依賴政府資助的私立學校面臨困

擾公立大學的同樣問題，而那些主要依賴私人來源的學校則受國內外經濟狀

況的影響。①於是財政上缺乏保障對學術界構成了持續不斷的挑戰。

學生們在特有的經濟危機中煩躁不安，他們還被指責為“過分熱衷於政

治爭端”，他們常以鬧風潮和罷課發洩不滿，校園裡的行政危機此伏彼起。②

１９３１　年日本入侵滿洲，１９３２　年接著在上海不宣而戰，而國共關係則進一步惡

化，發展為　３０　年代初期長期的反共軍事圍剿。在這樣一個時期，這種“熱衷

於政治爭端”反映了整個中國社會的基本的失落感。他們的騷動為愛國熱情

所激勵，勢必在　１９３５　年和　１９３６　年的學生運動中得到表現。③

１９３４—１９３５　年高等教育機構的分佈和型別（表　４），表明高等教育自　１９２２

年以來有了大幅度增長（表　３），但也顯示了它的侷限性。最引人注目的是

國立部分的增長，１９２８　年後從　５　所增加到　２３　所；增長率居第二位的是省立

院校和技術專科學校，以及私立專科學校。然而這種發展大都出現在少數地

區，集中在東部城市和沿海省份。到　１９３４　年，上海在全國　１１０　所高校中佔

２４　所（２１％），北平次之，佔　１７　所（１５．５％）。在各省中，河北的省立高等

學校數量最多，以　９　所（８．２％）居首位；廣東以　８　所（７．２％）居第二。在地

理分

表　４① 中國大學院校分佈，１９３４—１９３５　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