劍橋中國史:中華民國史(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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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標誌著當時在中國內地發生的雙重過程：高等教

育作為國家復興的一個方面，有了進步；而在不斷努力實現國家統一方面，

中央權力得以向內地擴張。這種努力包括推廣華語的標準華北（主要是北京）

① 蘭伯頓：《上海聖約翰大學，1879—1951　年》，第　106—109　頁；又見下列中國教 會大學聯合董事會史：

羅德里克？斯科特：《福建協和大學》；文乃史：《東吳大 學》；德本康夫人和魯思？M。切斯特：《金

陵女子文理學院》；L。埃塞爾？華萊 士：《華南女子文理學院》；劉易斯？C。沃姆斯利：《華西協合大學》。

② 韋斯特：《燕京大學與中西關係》，第　91—109、129—135　頁；艾德敷：《燕京大 學》，第　130、209、

120—211　頁。作為世俗國家政權在“使燕京大學中國化”方面 取得進展的進一步證據，燕京大學不得不

在　1930　年解散宗教系，教育部申明 宗教哲學和宗教史等課程可分別在哲學系和歷史系講授。

① 《中華民國傳記詞典》，第　2　卷，第　430　頁。

② 丁致聘：《中國近七十年來教育記事》，第　254　頁。

③ 受南京政府任命在四川等原先半自治省份任職的人暗中受到怨恨，並被指為“中央人”。

④ 任鴻雋：《五十自述》中“1935—1937　年”一節。

發音作為“國語”。政府還推廣國家的羅馬字化系統，以拉丁字母書寫華語。

同時，國立編譯館多年來已在編纂與外國技術詞彙對應的中文標準詞彙，以

利吸收現代技術。

國民政府的一個主要教育目標，是使各大學的教學計劃標準化。從　１９３３

年開始，政府釋出法令以管理必修課、選修課和大學入學考試程式等事宜。

最後，還限制文科的招生人數，以鼓勵更多的學生學習自然科學和工科。①

雖然到　１９３７　年戰爭爆發時教學計劃的調整尚未完成，但政府的努力已初見成

效：根據教育部的統計，１９３０　年文科畢業生總數為　１７０００　人，而農、工、醫、

理合在一起只有　８０００　多一點，②但到　１９３７　年，文科的人數為　１５２２７　人，而理、

工科則為　１５２００　人。③

至於學士學位以上的學習，　１９３３　年教育部頒佈了關於研究院的組織和

實施臨時條例，以便在具有授予碩士學位能力的現有大學內建立研究院。有

資格在教育部註冊為適合建立研究院的機構必須在以下範圍內至少有三個

系：文學、科學、法律、農學、教育、工程、醫學或商學。各系有自己的主

任，共置於研究院院長的領導之下，該職務可由該大學校長兼任。④然而在事

實上，中國大學的研究生訓練停留在相對落後的水平上。

２０　世紀　３０　年代的中國批評家已經意識到國家的高等教育在數量和質量

上都有缺陷。⑤對大學教育的共同批評是它的發展未能適應國家的需要，大學

的規劃存在著不平衡，文學和法律等科目發展過快，與落後的理、工科“不

相稱”，以及高等教育的撥款總的說來遠遠不足。事實上，在整個南京時期，

學院和大學從各種來源籌措資金始終處於困難狀態。２０　年代初國立大學的經

費有　９０％依賴中央政府預算，學費、雜費和捐贈合計不足　１０％。１９３４　年，中

央政府預算規定年支出的　１５％應當用於支援教育文化事業，但這只是一個實

際上從未達到過的目標。例如，１９３６　年教育文化預算總額曾達到　４．５％的高

度，而同年軍事撥款佔　３２．５％，公債還本付息佔　２４．１％。①

使國立大學成為問題的是中央政府沿用前清政權的慣例，常指定用省稅

歲入的某些部分支援省內國立大學。不論由於何種原因，一旦省財政陷入混

亂，支付分配給大學的經費會變得極不可靠。②此外，早期缺乏撥款的統一標

準，因此在不足的教育預算總數內，政府的公正可能成為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