劍橋中國史:中華民國史(下)

第52部分 (第2/4頁)

校和傳統學塾相比，農民更難進入，所授科目對他們又不太有用，新式學校

被理所當然地視為徵稅於民而無利於民。民眾忿怒的另一個目標是地方自治

機關本身；有的專案，如為造選民名冊而進行人口調查，使民眾害怕是徵收

人頭稅的前奏。普遍以地方寺廟充當學校或自治機關之用，觸犯了民眾的宗

教情感。自治運動早期接二連三地引起騷動，導致縱火焚燒新式學校和自治

運動領袖的住宅。地方名流使自己陷入一種境地，即看來是最進步的改良與

① 芬徹：《中國的民主》，第　112、223　頁。

① 參閱《劍橋中國史》，第　12　卷，第　4　章，P。E。揚所著論袁世凱獨裁的段落。

② 肖邦齊：《中國名流與政治變革》，第　31—34、186—190　頁，和各處。

發展計劃，卻被視為經濟上的剝削和文化上的觸犯。①自治正迫使改良派的名

流與保守的農民進一步分開，而不是創造出一種由名流領導和民眾支援的充

滿活力的地方政治。縣級名流上下都無同盟者，既不大可能從下而上地改革

中國的政治制度，也不大可能成功地與復甦的官僚政治國家競爭。②

① 參閱本書第　6　章（比昂科著）。

② 王樹槐：《清末江蘇地方自治風潮》，《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　6　集 （1977　年　6　月），

第　319—327　頁。馬飛文：《川沙的地方自治與當地民眾，1911 年》，《遠東研究中心論文選》，第　1　集

（1975—1976　年），第　47—84　頁。羅克 珊？普拉茲尼阿克；《中國農村的社會與抗議：辛亥革命前夕的

抗稅與縣鄉政 治》（加利福尼亞大學戴維斯分校，博士學位論文，1981　年）。

區域政體

從構成憲政運動的提議、章程及地方權力競爭的一片混亂中，出現了一

些改組地方政府的具體活動。由於中央政府失去在地方貫徹其意志的能力，

這類活動首先在省的保護下紮下根來。這一情況實不足為怪。活動是從山西

省的軍閥領袖閻錫山的計劃開始，他打算透過把新的重點放在村級組織，以

便更好地控制山西。省裡的這種創議由於是從軍事掌權者開始的，所以不大

可能很重視民眾動員或參與。儘管這種計劃無不冠以“自治”的美名，但是

實際重點卻完全在另外的方面。

山西計劃

由山西督軍閻錫山在　１９１７　年創始的“村制”，是能說明下面過程的例子，

官僚政治的解決辦法是從自願主義和民粹主義的綱領中產生出來的，並最終

成為民國時期地方政府的主要統治形式。閻錫山的村制是兩種趨向的產物，

兩者的意圖都是保守的：第一，袁世凱（在　１９１３—１９１４　年）取消縣和省的自

治，接著推行區的地方行政“實驗”制度，區是縣以下大體上與傳統的鄉規

模相同的單位。根據袁世凱　１９１４　年的計劃，這些區由任命的區長管理，區長

實質上是縣政府的助手。區被閻錫山採納作為縣與村的橋樑；每縣三至六個

區，主要作為警務與稅務的行政當局而發揮作用。第二，閻錫山利用鄉紳想

透過教育和改造公共道德以求得鄉村復興的積極參與的傳統。

山西村制的起源可追溯到鄉紳領導的模範城鎮河北省翟城；翟城實驗後

來在　２０　世紀　２０　年代末和　３０　年代，作為定縣計劃的基礎而很有名（見下）。

翟城米氏家族積極參與地方教育和自治，甚為成功，縣知事孫純齋宣佈該鎮

為模範鎮，後來該縣本身又為模範縣。孫純齋於　１９１４　年任定縣知事。兩年後

他被閻錫山選為山西省省長。不管他的提升是否歸因於他在村級行政管理上

的獨特經驗，他抓住這個機會力促他的恩主閻錫山推行他振興地方政府的方

法。孫純齋任職不到一年去職，但這種新的行政體制仍然是閻錫山實行地方

控制的基本戰略。①

閻錫山的新村制正像它的發展所顯示的，與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