劍橋中國史:中華民國史(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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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第　11　卷，第　7　章，市吉宙三著。新志》，1933　年版，第　3　卷，第　8　—　9　頁，第　4　卷，第　37　頁以下。

另見路康樂：《中國的共和革命：廣東個案，1895—1913　年》，特別是第　4　章。關於直隸，見理查德？A。

奧布：《晚清時的直隸書院及其他學堂：制度調查》，載柯文和石約翰編：《19　世紀中國之改革》，第　231—240

頁。

① 肖邦齊所作的浙江個案研究，指出這類機構的發展在先進地區和落後地區的 差距：《中國名流與政治變

革：20　世紀初期的浙江省》，第　31—33　頁。關於山 東和江蘇自治機構的詳細情況，見張玉法和王樹槐的

論文，載《中央研究院 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　6　集（1977　年　6　月），第　159—184、313—328　頁。

② 《大清光緒新法令》，第　45　頁。

沒有很大的區別。諸如供水系統的維修、教育和公共救濟之類傳統的專案，

都列在它們的議事日程上。為這些組織的活動籌措基金，常為它們討論的問

題。自治組織沒有既定的地方收入基礎，只有在正稅邊沿上籌集基金。特定

的商業課稅（類似厘金），土地正稅之上的附加稅和有限的政府接濟，它們

簡直不能為充滿活力的地方政治提供充足的物質基礎。

名流參與地方政治的潛力，由登記條件放寬、選民數量迅速增多的現象

表現出來。１９０９　年選民約　１７０　萬人（其中約　１００　萬人實際投票），只構成全

國人口的　０．４２％。在　１９１２　年君主政體瓦解後，登記章程更為開明（根據居住

地而不是傳統的“出生地”，要求財產和教育的條件也較寬鬆），選民可能

達到了　４０００　萬人。①雖然我們對早期地方和省議會選舉中投票者的興趣和行

為所知甚少，但是由縣級關切的政治事務範圍可以看出，對地方發展普遍關

切，對縣財政問題普遍有爭議。鎮議事會和縣議事會逐漸從傳統名流關切的

事務擴充套件開去，創辦了諸如電燈公司和現代診療所之類的現代企事業。

縱觀民國時期代議制的議會存在的近　２０　年，可以看出它的發展過程呈現

兩種對抗的趨向。其一是在較為先進的縣，名流擴張和部分政治化。議會和

議事會，作為表達政治利益的一條渠道，對於名流權力的傳統機制不適應越

來越複雜的社會和經濟體系的一些縣，尤其重要。（在較落後的地區，設立

新的公共機構顯然不太有用；傳統的親屬關係和經濟聯絡仍是地方名流所需

要的。）

另一種趨向是官僚政治的權威透過強制的方式重新逐步地樹立起來。面

對難以駕馭的地方議會運動，袁世凱下令廢除地方自治，代之以一種更適合

官方控制的形式。袁世凱的體制在縣以下保留了區，其轄區大小為每縣只設

區　４　至　６　個，區長實際上是縣政府的官吏，不是社群選舉的代表。①袁世凱去

世及其帝制失敗之後，地方議會從　１９２１　年到　１９２７　年有過第二次短暫的繁榮；

但環境已經改變。專門的行政部門已經出現，掌管諸如教育之類職能，所以

議會如今只是開會為這類機構籌資，而不是管理它們。而且縣知事透過參事

會——成員僅有一小部分由議會選出——收回了大部分控制縣事務之權。這

樣，袁世凱對議會制的攻擊，可以看作只是重新強力推行官府控制的總趨向

的一個極端例子，羽毛未豐的地方名流政治機構敵不過這種趨勢。②

名流領導的議會運動在農民中也不受歡迎。從一開始，地方自治在縣一

級顯然不可能在民眾中組織起支持者。相反，在許多地區，還偶爾發生民眾

的暴力事件，以之作為對那種被視為僅僅是名流另一種投機活動的反應。尤

其是民眾對新式學校洩憤。這些新式學校比傳統學塾花費超出甚多；其經費

必須以日常零售商品消費稅和土地附加稅的形式從平民中籌集。由於新式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