劍橋中國史:中華民國史(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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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地做有根據的劃分，並最終完善他們的著

名的“群眾路線”的方法。簡言之，黨要根據在海陸豐早期開創性實驗過程

中實際上已全部暴露出來的問題進行學習，並加以改進。

外地和以後

這裡我們不想重複在本卷其他地方能夠讀到的在海陸豐蘇維埃瓦解後

２０　年中有關共產主義農民運動的資料。②一般說來，３０　年代和　４０　年代的經驗

是海陸豐模式的複製品，儘管其環境和規模有明顯的不同。現在，讓我們來

觀察它們的某些連續性和特殊性。

特殊性之一是民族主義的作用。共產主義農民運動最有決定性的進展是

在中日戰爭期間取得的，也是中日戰爭的一個結果。①但是，共產黨抓住了外

國入侵帶來的天賜良機這一事實，並沒有改變農村蘇維埃、中日戰爭和內戰

這三個時期之間的基本連續性。無論是戰爭期間還是和平時代，共產黨人都

把注意力放在地方問題上，並試圖滿足農民最緊迫的要求。在　３０　年代後期，

當中國農民集結於抗日領導人（他們正好是共產黨人）的旗幟下時，農民們

對國家本身的解放並不像對保衛地方安全那麼看重。在戰爭開始時普遍存在

的形勢下，這種要求已成為他們最緊迫的需要。即使在那時，不安全也遠非

普遍的：農村中國的廣大地區仍然未受到戰爭影響，而那裡的農民不很關心

抗戰。然而，在與侵略者直接接觸的地區，緊迫和恐慌的心情易使當地民眾

聚集起來支援第一個到來的鬥士，只要他是堅決的。而共產黨人無疑是堅決

① 加爾維亞蒂：《彭湃（1896—1929　年）》，第　793　和　904　頁。

② 見本書第　4　章（陳志讓著）、第　12　章（萊曼？範斯萊克著）和第　13　章（蘇珊 娜？佩珀著）。

① 查默斯？A。約翰遜：《農民愛國心與共產黨政權：革命中國的出現，1937—　1945　年》。雖然我在這段中

說明我不同意約翰遜片面強調共產黨農民運動的 民族主義因素（與社會因素相對立），我認為《農民愛國

心與共產黨政權》是 我們領域內發表的最引人興趣的著作之一。

的。他們還在整個戰爭期間繼續用上述確認具體苦情和目標的重實效的觀

點，保護農村窮人的社會利益。②

如果保護農民反對當地剝削者或日本侵略者是運動過程的第一步，那麼

這一步本身則從屬於軍事控制這一更基本的先決條件。１９２３　年在嶽北（湖南

衡山縣）建立的農會是最早的農會之一，像一年前海豐的農會那樣，它起初

能“在統治和權力的空隙中”成長。但它並未持續多久；當互相抗衡的軍閥

之間的地方戰爭以更敵視農民運動的一方獲勝而告終時，“空隙消失了——

農會也消失了”。③大約　１０　年以後，“川北蘇維埃的命運……隨著四川軍事

政治的波動而盛衰”。①共產黨人有意識地參與了軍閥的政治遊戲，一種每個

追逐權力的人必玩的遊戲。他們非常正確地把軍事力量看作是取得政治權力

和執行改革計劃的先決條件。②無論到了什麼地區，共產黨的領導人為了能夠

站穩腳跟和紮下根來，不得不依靠暴力。那麼，這就難怪共產黨的農民運動

得以生存和發展的地區，主要不在那些剝削最嚴重和社會關係最緊張的地

方，而在政治或戰略條件有利的地方。③誠然，這些地方（像井岡山或陝北）

大多也特別貧困。然而，山區或邊遠地區（簡言之，是不容易到達的地區）

可能比處於中心的或人口稠密的平原更為貧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