劍橋中國史:中華民國史(下)

第49部分 (第3/4頁)

地方主義。首先，我們提出的各點都沒有影響彭湃試圖

喚起的群眾的經濟狀況和社會狀況。

那樣的狀況是很容易引起憤怒和動亂的。但它們與中國其他地方普遍存

在的狀況並沒有根本不同。它們確實也有不同之處（例如，家庭擁有的土地

分散較廣，地租稍低），但窮人未必因此受害。其他非典型因素（如兩縣居

民中漁民和鹽民比例高）可能有利於動員群眾，但沒有特別的證據可以證實。

更重要的事實是：用全部時間耕種的人中，擁有自耕土地的人所佔的比例比

中國其他地方低（雖然並不比廣東其他地方或東江地區其他地方低）。在　１９２３

年，海豐大約有　２０％自耕農，而有部分土地者佔　２５％，佃農佔　５５％。私人擁有

土地的平均地租既不高於也不低於中國其他地區；土地短缺與人口最密集的

中國東部和東南部一樣嚴重。總而言之，在　２０　年代早期，海陸豐農民和漁民

的生活條件與同一時期這個國家其他地方大多數農民相似，差別並不明顯。①

說得更扼要些，這個國家東南沿海的這兩個縣的特徵不能解釋為什麼現代農

民運動產生在這裡而不在其他地方。在其他條件相等的情況下，彭湃　１９２２

年以後的行動（似乎與列寧導致十月革命勝利的行動（甚或更引人興趣的是，

１９１７　年初列寧藏在一節密閉的火車車廂裡從瑞士回國）一樣，是決定性的因

素。

然而，列寧不會不把彭湃的創造性成就判斷為具有共產主義“幼稚病”

① 加爾維亞蒂：《彭湃（1896—1929　年）》，第 1004　頁和第 1000—1014　頁各處。 關於這段所餘部分和

下一段（文化大革命以前四、五十年的海豐），見加爾維 亞蒂：《彭湃（1896—1929　年）》，第　vi、xi、

1、8　—　9、35—36、39、50、56—　66、96—104、144、275、789　頁和各處。

① 儘管費爾南多？加爾維亞蒂在博士學位論文的第一部分中（《海陸豐社會》） （加爾維亞蒂：《彭湃

（1896—1929　年）》第　1—146　頁）提供海豐有時不典型 有時典型的矛盾的資料，我還是對我所說的“海

陸豐大體上和農村中國的其 餘地方一樣”負責任。我本人所認為海豐到底是農村中國縮影的感覺，也是 以

我在彭湃從日本回家鄉　60　年後的一次短期訪問為依據的。

的特徵。用更為通俗的話說，彭被批評為“冒險主義”，特別是關於他為海

陸豐蘇維埃制定的方針。這一方針是與中共的官方路線完全一致的（這時由

瞿秋白統治），而這條路線又由　１９２７　年　１１　月政治局擴大會議重新確認，並

於次月由廣州公社說明。人們可能得出結論認為上述的一致只不過肯定了共

產主義運動的每一發展對中國共產黨領導層所確定的總戰略的依賴程度。但

是，彭湃在海陸豐執行極端主義的政策無需來自黨中央的鼓勵，上面提到的

恐怖主義只是極端主義政策最引人注目的表現而已。這些政策使蘇維埃樹立

了許多敵人，遠遠地超過了地主的隊伍：他們包括從資產階級到商號和店鋪

被沒收的零售商，甚至到喪失了老主顧的手工業工人。蘇維埃不滿足於樹立

不必要的內部敵人，它還大大地低估了外部敵人的軍事實力。它對人民的數

量和力量（大多數是農民，他們的革命熱情被估計過高）的迷信意味著對必

不可少的軍事準備的忽視。突然到來的失敗使它的領導人（首先是彭湃）大

吃一驚。在激烈的戰鬥中，由於付出了代價，他們才知道只用手中的長矛和

土槍去擊退機關槍和大炮是多麼困難。①

彭湃的過分的樂觀主義和“冒險主義”象徵著共產主義農民運動的幼年

期。經驗就是逐步排除共產黨人的幻想，並激勵（或強迫）他們改進對目標

的選擇，必要時接納某個社會階級（即使只是達到暫時結盟的程度），在農

民的各個階層之間少做概括，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