劍橋中國史:中華民國史(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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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在　２０　年代早期與魯迅筆戰的《現代評論》派過從甚

密，甚至在新月派的理論家梁實秋向無產階級文學首次發難前，這些“紳士”

學者和作家就受到仇視。個性和個人背景，就這樣對意識形態上的重大分歧

起了火上澆油的作用。

１９２８　年　３　月《新月》雜誌創刊時，特載了一篇據推斷是徐志摩執筆的長

達八頁的宣言，提出該雜誌的兩條指導原則是“健康”與“尊嚴”。徐用這

兩個無定向的口號，以其熱情洋溢的文風向文壇所有的“細菌”宣戰，他把

細菌分為　１３　種之多：感傷派、頹廢派、唯美派、功利派、訓世派、攻擊派、

偏激派、纖巧派、淫穢派、熱狂派、稗販派、標語派和“主義派”。顯然，

這些“派”或明或暗地指創造社和太陽社的革命作家。他們立即起來反擊，

稱徐志摩為“小丑”，胡適為“妥協的唯心論者”，新月派是為資產階級服

務的一夥虛偽的買辦“紳士”。①

劃分兩個陣營的本質上的爭論點，比單純的謾罵更加根深蒂固。《新月》

成立伊始，就推出另一套構成威脅的文學理論。如其主要發言人梁實秋所說

的那樣（儘管梁後來宣稱他沒有得到同事們的支援）；②這一理論提出了人們

熟悉的英美的文學自律的觀念——文學刻畫的是“固定的普遍的人性”，有

創造性的作品總是個體（用梁的話說，是“貴族式計程車紳”）的產物，並且

只能以自身的內在價值對它作出評判，而無需考慮歷史時期、環境或者階級。

此外，梁實秋顯然以他最崇拜的西方文學的“教師”歐文？白璧德③（梁留學

① 關於拉普（俄羅斯無產階級作家聯合會）的排他主義立場，見愛德華？J。布朗：《革命後的俄國文學》，

第　112—113　頁。

① 各種論戰文章收編入《中國現代文學史參考資料》第　1　卷，第　359—412　頁。

② 侯健：《從文學革命到革命文學》，第　162　頁。

③ 歐文？白璧德（Irving　Babbitt，1865—1933　年），美國評論家、教師、“新人文主義”文學批評運動的

領袖——譯者。

哈佛時曾師從他）為榜樣。他從白璧德那裡學到了對盧梭的不信任，對混亂

的鄙棄和對理性與紀律的偏愛，梁追溯這種思想到馬修？阿諾德④。梁認為在

中國文壇充滿混亂的這段時間裡，最急需的莫過於執著追求廣泛的情趣和崇

高的標準。從梁這段時間發表的各種文章可以看出，他雄心勃勃地想成為中

國的薩繆爾？約翰遜①博士——一個文學情趣的仲裁者和阿諾德所稱的評論

家。當然，在現代中國，將文學批評當作學術規範的作法是不存在的，而任

何模仿　Ｆ．Ｒ．利維斯②或者埃德蒙德？威爾遜③（大致是梁的同時代人）之類人

物的企圖註定要失敗。

在魯迅眼裡，梁實秋也確實是一棵特別棘手的荊棘，也許因為這位上海

文壇的老前輩，感到梁的雄心是對其地位的挑戰，而且他在某種程度上還對

梁在西方文學上的造詣有點妒嫉。左聯組建以前，魯迅已經同梁打過幾次筆

墨官司。誘因是　１９２９　年梁刊登在《新月》上的兩篇應時文章，《文學是有階

級性的嗎？》和《論魯迅先生的硬譯》。梁在其中發揮了以前的一篇文章《文

學與革命》（１９２８　年）中提出的論點，並堅持認為無論革命還是階級——兩

者皆非文學所固有，都不能作為文學批評的準則。關於無產階級文學問題，

梁斷言“大眾文學”這個名詞本身就是一個矛盾，因為文學從來就是少數有

才能的人的創造。梁辯駁說，真正的文學是超階級的；其真正的主宰是“基

本人性”——愛、憎、憐憫、恐懼、死亡，它們不侷限於任何階級。梁實秋

進一步從魯迅翻譯的普列漢諾夫和盧那察爾斯基的著作中找到毛病。魯迅有

意識地按日文轉譯本直譯，他的翻譯是“硬”譯，而梁則覺得難以理解。最

後，梁認為不論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