劍橋中國史:中華民國史(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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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弄清所遷學校在八年戰爭期間的作用，讓我們看一下其中最著名的

國立西南聯合大學（聯大）。整個學術界頑強堅持是支撐戰時教育的關鍵因

素。１９３７　年秋，即當戰爭擴大到中國更多地方時，聯大的課堂教育恢復了：

長沙臨時大學以其北大、清華和南開大學師生之眾，於　１１　月　１　日開課。校舍

一部分是借用的房屋，一部分是計劃中的未來清華大學農學院的校舍，恰在

長沙城外，是戰前不久獲得的。然而，在秋季學期結束時，日本人更迫近長

江中游地區，學校決定遷往西南邊陲省份雲南。沒有人提問如此遠距離、大

規模搬遷中的人力和物力消耗是否適當：高等教育機構顯然是國家最有價值

的資源，所以只要形勢允許，當然必須搶救和重建。

１９３８　年秋，師生在雲南昆明重逢（由於容納不下，文學院和法學院已先

在蒙自住了幾個月）。大約　３００　名學生，由幾個教授隨同，從長沙步行兩個

月，行程近　１０００　英里，而更大的隊伍則乘車船繞道香港和滇越鐵路到達。人

員會齊之時，聯大隨之誕生。①同時，還舉行了入學考試，招收一年級新生，

以擴充來自華北的現有學生隊伍。

聯大教員包括中國一些最有名望的學者。到　１９４０　年，註冊學生增加到

３０００　多人。學生的增加迫使聯大於　１９４０　年開始在四川敘永建立新生分校。

昆明的設施負擔過重，既有借自當地學校的舊建築，也有在　１９３８—１９３９　年倉

促建起的廉價的“新校舍”。在原有的文學校、理學院、法商學院和工學院

等四個學院之外，增了師範學院，課程的範圍擴大了。②蔣夢麟、梅貽琦和張

伯苓，他們分別是戰前北大、清華和南開的校長，顯示了政治家風度的分工

合作才能。蔣和張在重慶度過了大部分時間，與政府保持經常聯絡以照顧聯

大的利益，而梅則在昆明負責學校的日常管理。教師努力從教，同時使自己

的學術工作適應極不相同的地理環境和知識環境。例如，社會學家費孝通已

重新就職於省立雲南大學，雖然有時也被邀在聯大講課，但他把對長江下游

農村的研究轉移到考察中國西南的少數民族；南開經濟研究所切斷了與華北

基地的聯絡，轉而發掘不發達的內陸的經濟。

隨著戰爭的延續，嚴重的實際困難加劇了。一個長期的難題是怎樣獲得

圖書和裝置。經搶救並運到雲南的遠遠不夠，而新的供應品又難以獲得，特

別在　１９４０　年滇越鐵路中斷之後。１９３９—１９４０　年國民政府提供了　１００　萬美元

為各大學購買圖書和裝置，但到　１９４５　年“仍未全部到達”。政府下令中學的

② 《戰時中華志》，第　189　頁。根據另一計算，1936　年全國高等院校校產總值為國幣　39275386　元，不及

估計損失之半；見歐元懷：《抗戰十年來的中國大學教育》，載《中華教育界》新　1　卷第　1　期（1947　年　1

月　15　日），第　7　頁。

③ 陳立夫：《四年來的中國教育（1937—1941　年）》，第　3　頁。朱家驊：《抗戰第八年之教育》，載《朱

家驊先生言論集》，第　172　頁。

① 見約翰？伊斯雷爾的西南聯大校史原稿。

② 張起鈞：《西南聯大紀要》，載《西南聯合大學》（學府紀聞叢書之一），第　25—39　頁。

自然科學課程應只用國產品作實驗以便把進口貨留給大學實驗室，但是這些

措施遠遠不夠。①這類物資匱乏使科學和技術科目的課程作業質量下降。同

時，圖書館書本不足使大多數大學課程嚴重依賴課堂筆記和基本教科書，結

果教學雙方都受到嚴重的限制。

另一個問題是師生生活水平持續下降。由於通貨膨脹惡化，教授的創造

力常被轉向維持生計。政府特許教育和公務人員每月以固定的低價購買定量

的大米。②許多大學生處境更為困難。戰爭初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