劍橋中國史:中華民國史(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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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終勝利的前夜。如魯迅曾經說過的那樣，文學從來不會滿足於現狀，而政

治則總是尋求保持現狀。①但是毛對政治的重新定義（要求變革的革命意識形

態）和對文學的重新定義（一種革命的武器），意味著在革命後的形勢下，

只能有歌功頌德的作品，而不滿則不再是文學創作的動機。毛澤東主義的準

則認定文學與政治的匯合，而不是它們之間本質上的分歧。

此外，在毛澤東主義式的新中國裡，城鄉之間的矛盾——不論是作為事

實還是作為觀念——從不存在。共產黨革命的勝利，剝奪了中國現代文學的

城市成分。隨著城市“心態”的喪失，中國現代文學也喪失了它那主觀的熱

忱，它那個人主義的視角，它那有創造力的焦慮，以及它那批判的精神，雖

然它依靠農村的主流達到了名副其實普及的廣度，並取得了更加“積極”的

特點。“擺脫不了的中國情”被頌揚祖國及其人民所取代。在社會主義社會

的集體主義道德觀中，夏志清視為中國現代文學的“道義責任”②正在消失。

①《魯迅全集》第　7　卷，第　470—471　頁。又見李歐梵：《革命前夕的文學：對魯迅左翼時期的看法，1927—1936

年》，第　278—286　頁。

② 夏志清：《擺脫不了的中國情：中國現代文學道義上的責任》，載其《中國現代小說史》，第　533—561

頁。

第　１０　章 日本入侵與中國的國際地位，１９３１—１９４９　年

從　２０　世紀　３０　年代起，中國是一個無助的遭受侵略的國家，很少得到國

際社會的援助；它作為戰勝的全球聯盟的一名成員國而結束第二次世界大

戰，贏得了世界強國的地位。但由於內戰，它的地位受到了損害。要稍稍詳

細地追溯這一發展，需要了解國內事務與國際事務之間的密切聯絡、當時的

中國與有可能出現的中國之間的密切關係。

世界經濟危機：中國的邊緣地位

研究中國在本世紀　３０　年代的國際事務，必須從　１９２９　年爆發的世界經濟

危機入手。這次危機主要殃及先進工業國家，它們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

竭盡一切努力以重建貿易、投資及其他形式的經濟活動戰前模式的國際秩

序。２０　世紀　２０　年代的重大歷史事件——美、英等國恢復與戰前等價的金本

位；德、法、意抑制可怕的通貨膨脹螺旋上升；協商解決債務和賠償問題—

—與中國幾乎沒有什麼關係。中國貿易從來沒有超出國際貿易總額的一個很

小份額，而外國在中國的投資，與在日本或在歐洲國家相比，是微不足道的。

作為戰後國際經濟體系主要支柱的美國，沒有擴大對中國的貿易和投資。美

國商品和資金找到了其他更有吸引力的出路，特別在德國和日本。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在　２０　年代世界經濟舞臺上無足輕重的中國，卻安然

度過了那場全球性經濟蕭條的災難。作為一個農業佔壓倒優勢和以白銀作為

法定貨幣經濟的國家，中國起初沒有受到工業國家間危機的影響。物價的急

速波動、長期的失業、以及低增長率在中國並不新鮮；然而像擠兌黃金、匯

兌不穩定以及數以百萬計的工廠工人失業之類的資本主義困難所造成的具有

破壞性的衝擊，並沒有在中國出現。當美、英和其他工業國家失去一切秩序

感和平衡感，忙於採取各種補救辦法和應急措施以應付危機時，中國在　１９２９

年後仍然能一如既往地堅持下去。外貿量在　１９２９—１９３０　年之間保持穩定，而

在　１９３０—１９３１　年之間則增長　２０％以上，１９２９　年，新的關稅稅則①生效——這

是國民政府採取斷然外交政策的產物——海關稅收增加了一倍多。此外，１９３０

年後改以黃金代替白銀徵收進口稅，使政府從國際市場銀價波動的影響中解

救出來。儘管實際上銀價下降了，但它的直接效應是減少了中國的長期逆差，

並使中國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