劍橋中國史:中華民國史(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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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乾河上》作為一部小說，堪稱是一次雄心勃勃的試驗。它展示了一

組描述優美的細工鑲嵌的人物群像，它們全都鬆散地聯絡著，為丁玲所熟悉

的農村現場帶來了栩栩如生的生活感。在小說的中心位置，丁玲介紹了“正

面的男主人公”模範共產黨幹部章品，他從彼岸渡河而來，巧妙地使農民協

會的機制逐漸運轉起來，最後在群眾鬥爭大會上達到了頂點。顯而易見，丁

玲打算把她的新長篇寫成一部紀錄體小說，一種在戰爭早期即已流行的新文

學體裁。這部小說還打算按照蘇聯的樣子寫成“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集

體地”和“積極地”圍繞現實，使預計的效果會像毛宣稱的那樣，“比普通

的實際生活”，“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帶普遍性”。然而這部小說的

弱點，也恰恰從遵循毛澤東主義的公式中產生。她對農民角色的刻畫顯示了

某種感情上的契合，相比之下，她對黨的幹部的處理就顯得平淡。而將近結

尾處的那個有寓意的群眾大會，少有地缺乏滌盪心靈的力量。恰恰是小說較

為“現實主義的”部分，而不是社會主義的部分，再一次抓住了讀者的注意

力。

丁玲小說中相對的優缺點，反映出作為延安講話的一個結果，創作的定

義本身在中國發生了根本性的改變。人們熟悉的西方的尺度——夏志清在其

對延安遺產的切中要害的總結中，給予高度評價的“想象力，美學感受以及

創造性的智力活動”①——從毛澤東主義的角度看，已不再那麼有決定意義

了。因為作家的職能不再是一個創造者或創始者，而是一個人的媒介，廣大

物件的經歷透過這個媒介被記錄下來，然後傳回給他們。由於物件的參與在

創作文學作品的過程本身中得到鼓勵，書面文字已不再具有權威性，不斷的

修改非但不是例外，反而成了規律。首先，意識形態與普及的要求使個人的

觀點——無論作為作者個性的伸延，還是作為一種藝術手段——都幾乎不可

能存在。一部作品的“文學”性，除正確的政治內容外，按它吸引讀者的程

度加以判斷。不同於戰時戲劇，政治與普及的結合對作傢俱有一種束縛手腳

的效果；因為，為了找到正確的“政治內容”，他們必須追隨黨的政策的每

一次更動和轉變。毛在將一篇文學作品與特定的政治爭論或運動聯絡起來的

時候，他也就奪去了這篇作品的一切永恆的藝術上或政治上的價值；使一篇

文學作品一時成為話題的那些要素，一旦歷史形勢發生變化，恰恰會減少它

的正確性。回過頭來看，丁玲在　１９４９　年以後的命運似乎是十分“典型”和不

可避免的。伯寧豪森與赫特斯曾指出，“假如要求革命文學單純追隨政治辯

證法的發展，它就失去了獨立批判的能力”。①——而且，人們還可以補上一

句，失去了其創作的源泉本身。

然而，毛的延安準則的不利影響，在短暫的　１９４５—１９４９　年戰後時期沒有

立刻顯露，當時中共領導層十分關注在軍事上戰勝國民黨政權，未能嚴格推

行其文學政策。正是在這段時期內，在共產黨統治區以及在新近收復的城市

中心，文學創作都達到了另一高度。

① 夏濟安：《黑暗之門》，第　168　頁。

① 約翰？伯寧豪森和特德？赫特斯編：《中國革命文學：選集》，第　10　頁。

革命前夕，１９４５—１９４９　年

八年抗戰終於在　１９４５　年結束了，但人們的欣喜和寬慰卻是短暫的。對千

百萬返回故土的中國人來說，他們所面臨的新的現實甚至更加混亂。國民黨

政府對突如其來的抗日勝利倉皇失措。腐敗和通貨膨脹變得更為嚴重，取代

了建設，這激起了日益增長的不滿。大家熟悉的重慶綜合症——上層的道德

敗壞與下層的幻滅，現在擴充套件到全國。詩人和散文家朱自清總結了　１９４６　年人

們的普遍心情：

勝利到來的當時，我們喘一口氣，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