劍橋中國史:中華民國史(下)

第8部分 (第3/4頁)

斯坦福大學，博士學位論文， 1982 年），第　44—50　頁有論述。

① 戴維？斯特蘭德和理查德？韋納：《20　年代北京的社會運動和政治言論：1929 年　10　月　22　日電車風潮

的分析》，《遠東研究中心論文選》第　3　集（1978—1979 年），第 137—180　頁。

② 陳明 ：《勞工與帝國》，第　140—141、150　頁提出的一些論點，與霍尼格關 於上海所提的和赫沙特關

於天津所提的論點相似。

工運動政治上的退卻同時發生。先前罷工所得再度為通貨膨脹所消蝕，這是

造成　１９２５—１９２７　年第二次罷工浪潮的部分原因。但是，在這些年裡工人運動

與政治問題和民族主義問題的關係更為密切——如省港大罷工和抵制洋貨便

是例證。國民黨和共產黨的聯合助長了激進主義，廣州新的國民黨政府又鼓

動建立群眾組織。到　１９２７　年，香港有　２００　個工會，廣州有　３００　個工會，在整

個珠江三角洲估計有　７０　至　７５　萬工會會員。

然而，勞工運動並沒有成為一股強大的政治力量。知識分子鼓動者，特

別是共產黨員，同工會的一般會員關係有限，後者仍主要關心改善自身的經

濟狀況。工人們把反對帝國主義和軍閥的政治鬥爭看作是達到這一目的的手

段，而左翼知識分子則以推動工人的經濟鬥爭作為走向革命的一個步驟。隨

著工會參與政治，它們變得更加依賴於政府的容忍程度。工會在廣州的政治

作用，以參與共產黨　１９２７　年末不成功的暴動而告終。保守一些的政府仍允許

殘存的工會提出有限的經濟要求，但工會已不再參加較大規模的運動。①

勞工運動的細節和時間的選擇因地而異，但是，在另外兩個活動中心上

海和湖南，也可以看到類似的發展。①城市工人仍然太少，太弱，多為自身的

困難所困擾，以致不能成為獨立的政治力量。在　２０　年代，即使包括現代工廠

工人以外的作坊和做服務工作的人，無產階級可能也不過幾百萬人。他們集

中在擁有相當數量現代工業或礦業的幾個地方：上海、廣州、湖南、湖北、

山東東部、天津周圍的河北東北部以及南滿等處。當經濟狀況有利於工業發

展時，城市工人的這些集中點就發展，如從本世紀第二個　１０　年末開始到　２０

年代的大部分時期，情況就是這樣。直到　１９２７　年止，華中和華南的政治狀況

允許工會組織存在，在某些地方還支援工會組織。然而，一旦被引向政治，

在工會發展的最初階段，工人就被推向與更強大的敵人對抗。他們幾乎沒有

時間來發展和組織自己。某些國民黨官員和資本家認識到工人的生活狀況需

要改進，但是　３０　年代和　４０　年代的世界經濟蕭條和戰爭，對城市工人階級無

論什麼樣的擴充套件都造成十分不利的條件，更不必說有助於勞工運動了。

① 陳明 ：《勞工與帝國》，第　163—166、208—228　頁和各處；林達？謝弗： 《毛澤東與工人：湖南工

人運動，1920—1923　年》，第　109—112　頁。

① 關於上海，見讓？謝諾：《中國勞工運動，1919—1927　年》。關於湖南勞工動 態的稍微對立的看法，

見小安格斯？麥克唐納：《農村革命的城市根源》，第 142—206、241—250　頁，和謝弗：《毛澤東與工

人》。謝諾著作（第　407—412 頁）認為勞工運動是　20　世紀　20　年代主要的革命力量。關於這方面更多的

書 目，見陳明 ：《中國勞工運動的歷史編纂學，1895—1949　年》。

革命過程中的國家與社會

社會與政府是整體與部分的關係，也許可以比作細胞與細胞核。中國從

政治上有創造性的時代——如秦和西漢以及隋和初唐——繼承了一個以經過

時間檢驗的結構、常規和思想為基礎的非常強大的政府。它實行聯合政治和

分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