劍橋中國史:中華民國史(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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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是落後的。

因此，列寧相信歐洲的無產階級與亞洲的資產階級民主運動可能結成同

盟。同樣的觀念鼓舞約瑟夫？斯大林在　１９１８　年寫下了《不要忘記東方》。這

一思想在　１９２０　年莫斯科第二次共產國際大會上被具體採納。落後的殖民地民

族資產階級於是就有了革命者的身份。這就是說，他們被看作是民族主義的

旗手。但在某一階段，殖民地的資產階級會走向反面，成為無產階級的壓迫

者。大會同意只有在資產階級是真正的革命者時，落後的殖民地無產階級運

動才能支援資產階級的民族解放運動。莫斯科裁定，土耳其基馬爾帕夏的民

族主義運動是資產階級民族解放運動，並積極支待它。下一個是中國。大約

在辛亥革命時，列寧就認為孫逸仙捲入的政治形成了資產階級民族主義。莫

斯科的主要中國政策就這樣形成了，中國的無產階級與革命的資產階級結成

聯盟，共同奮鬥，莫斯科援助這項事業。由共產國際負責執行計劃。

莫斯科的第二個計劃是直接做北京政府和各個軍閥政權的工作。①革命工

作的基本原則就是把敵人減少到最小限度，把同盟者和朋友增加到最大限

度。列寧在　１９２０　年的文章《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裡，解釋了

他的思想，即利用敵人營壘中的一切分歧和利益衝突，尋求與群眾聯盟的一

切可能。（斯大林在　１９２４　年的著作《列寧主義基礎》裡作了類似的論述。）

因此，在　１９１７　年　１１　月布林什維克掌權後，儘管他們的權力基礎還不穩固，

並受到內部反革命勢力和外部干涉的擾亂，但他們有責任以某種方式與鄰國

結盟，或者撇開這點，至少同那些國家建立友好關係，使它們與莫斯科的敵

人，即反對革命的俄國軍隊和日、英及其他干涉國斷絕關係。此外，甚至北

京政府和軍閥也能在受民族主義感情驅使他們與日英帝國主義對抗的範圍

內，扮演配角。按最大限度減少敵人的說法，與北京政府改善關係的主意看

來確有希望。蘇聯政府本身對此承擔了責任。

簡言之，莫斯科試圖以雙重接觸的政策來支援和擴大中國的社會主義勢

力：透過第三國際幫助中國的革命力量，同時透過蘇聯政府促進與中國革命

力量的國內敵人（如北京政府和軍閥們）的友好關係。

十月革命後，蘇俄立即主動接近北京政府，並呼籲恢復外交關係。然後

在　１９１９　年　７　月，蘇俄透過外交人民委員會副委員加拉罕果敢地宣佈終止對庚

子賠款的權利，並準備放棄舊沙俄在中國的一切其他權益；接著在　１９２０　年　９

月提出了更具體的建議。兩個宣告放在一起稱為加拉罕宣言。加拉罕宣言在

① 關於蘇聯與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交往，參考王聿鈞：《中蘇外交的序幕：從 優林到越飛》；和梁肇庭：

《中蘇外交關係，1917—1926　年》。

緊接的後五四運動時期來臨，當時收回權利運動在中國正接近高潮，這項宣

言在中國朝野引起了相當大的轟動。但它留下了主要的中東鐵路問題沒有解

決，蘇聯乾脆地拒絕放棄它。１９２２　年，一位蘇聯高階外交官越飛開始在北京

討論恢復外交關係。（當時他在北京從後藤新平那裡接到訪問日本的邀請，

他在日本恢復蘇日外交關係中扮演了主要角色。後來他被指控為托洛茨基分

子，並於　１９３７　年自殺①。）接著在　１９２３—１９２４　年間，加拉罕在北京主要與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