劍橋中國史:中華民國史(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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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的模式。“非正式協定”一詞適用於戰後英、美中東

關係的模式，也許也適用於華盛頓會議後的東亞事務。的確，沒有固定的機

構來推行集體行動；但三國選擇了以協定代替敵視，並以合作的競爭代替單

方面的或個別的行動。①

人們對華盛頓會議時期的說明，大概最後以其對　２０　年代的看法為轉移，

或者看作短視和失敗，為以後　１０　年帶來災害的　１０　年，或者看作一個認真致

力於重建國際秩序的時代，這種努力一直持續到今天。按照後一觀點，這次

會議代表了對遠東新秩序的一種探索，與在歐洲、中東和拉丁美洲的類似探

索是平行的。於是，中國外交事務的歷史作為爭取規定全球體制以保證國際

安全和國內穩定的一章而呈現其意義。

華盛頓會議體系應當成為這樣一種體制。不幸的是，它從來不可能穩定。

首先，中國的政治和財政動盪威脅著它。甚至當　１９２２　年會議閉幕時，西方和

日本宣佈中國正處於政治崩潰的邊緣；北京政府不再能發全薪給它的官員；

教師的薪水已欠了幾個月；不能開課；北京市場狀況急劇惡化。政府財政看

來無法修補，內閣五次更迭。

然後在　１９２３　年　５　月　６　日，津浦鐵路的藍鋼皮快車在臨城受到了一千多名

土匪攻擊，①土匪殺死了一些中國旅客，並帶走了一百多人，包括約　１６　名外

國人，其中一名婦女屬洛克菲勒家族。北京政府驚慌失措，命令釋放外國人

質。最後土匪在　１２　日釋放了人質，但這使每一個人想起北京政府軟弱無能。

外國政府共管中國的爭論又被認真地提出來了。如果一個政府不是作為徒有

① 見入江昭《帝國主義之後》第　1　章；喬恩？雅各布森：《有　20　世紀　20　年代的 新國際史嗎？》，《美國

歷史評論》第　88　卷第　3　期（1983　年　6　月），第　617—645 頁；邁克爾？霍根：《非正式協約》；伊恩？尼

什：《英日疏遠，1919—1952 年》。

① 陳劉潔清（音）：《臨城事件》，《東方研究雜誌》第　10　卷第　2　期（1972　年　7 月）。

虛名的中央政府而存在，那是因為列強願意承認它這樣。因為列強需要一個

中央政府來償還中國的借款，就外國的新利益進行談判，並按照國際法處理

各種事務。如果沒有一個溝通它們利益的主渠道，列強將不得不與大量地方

軍閥分別談判。因此，北京政府作為中央政府是一種嘲弄——實際上只不過

是一種虛構——但它是由列強扶持的。儘管政治動盪，它們還是在　１９２５　年召

開了一次特別關稅會議，按照華盛會議協定來討論修訂關稅。具有諷刺意味

的是，這次會議的召開與國民黨及其共產主義同盟者所領導的國民革命北伐

恰好同時，他們譴責華盛頓會議是帝國主義的共謀，並要求把全部主權無條

件歸還中國。同時軍閥與外國的勾結正一浪高過一浪，張作霖和段祺瑞與日

本的關係，吳佩孚和陳炯明與英國的關係，以及馮玉祥和國民黨與蘇聯的關

系就是例證。

莫斯科與中國的雙重接近

在華盛頓會議列強已籌劃逐步改革，在將來某一時間廢除條約體系的方

面，蘇維埃革命更加積極地接近中國的國內問題和國外問題。列寧很早就陳

述了落後國家可以作為無產階級革命後備軍的觀念。１９１３　年　５　月　１８　日，《真

理報》刊登了一篇題為《落後的歐洲和先進的亞洲》的短文。列寧的主要觀

點可做如下概括：（１）垂死的歐洲資產階級仍然透過它的政府控制著一切。

而且，歐洲資產階級是唯一先進的無產階級的死敵。（２）這些資產階級政府

聯合亞洲中世紀反革命的控制力量統治亞洲殖民地。其結果是殖民地資產階

級和無產階級的聯合反殖民運動推進了這些亞洲殖民地的民主運動。因此，

亞洲的資產階級民主運動是進步的，而控制歐洲的資產階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