劍橋中國史:中華民國史(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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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野戰演習在盧溝橋這樣敏感的地點持續了一週。這是異乎尋常，而且擾

亂人心的；親日的流氓正在北平、天津和保定製造騷亂。而且值得注意的是，

７　月　９　日日本人通知中國人，據認為失蹤計程車兵已經返回，顯然他從未受到

中國人的扣押或刁難。①

但是，這一時期的日本檔案表明，日本人既未部署，也不希望在盧溝橋

發生事端。１９３７　年，東京政府正在實施一項著重發展工業的政策，作為加強

其軍事力量基礎的手段；而參謀本部就在不久前的　６　月，曾再次命令其野戰

軍司令官避免發生可能惹起“國際糾紛”的事件。當然，華北的日軍軍官是

以不買他們東京上司的賬著稱的。不過，７　月　７　日皇軍在華北的規模和部署

說明，野戰軍司令官們並未對事變作過準備。他們僅有　５０００—７０００　人（宋哲

① 據說，最初開槍的不一定是宛平駐軍，而是第三方，可能是共產黨人，他們希望 由此使國民政府捲入與

日本的戰爭。但是，這種指責得不到有力證據的支援。 見秦鬱彥：《日中戰爭史》，第　181—183　頁；片

岡鐵哉：《中國的抗戰和革命：共 產黨與第二次統一戰線》，第　54—55　頁；阿爾文？D。庫克斯：《訴諸

戰爭：中日 衝突，1937—1945　年》，載阿爾文？庫克斯與希拉里？康特羅伊編：《中國與日 本：尋求第

一次世界大戰後的平衡》，第　299　頁。

① 吳相湘：《第二次中日戰爭史》，上冊，第　359—380　頁；李雲漢：《宋哲元與 七七抗戰》，第　179—

212　頁；李雲漢：《戰爭的起源：1937　年　7　月　7　日盧溝橋 事變的背景》，轉引自薛光前編：《中日戰爭期

間的國民黨中國，1937—1945 年》第　18—27　頁；T。A。畢恩來：《日本在中國》，第　1—39　頁。

元的二十九軍約為這一規模的　１０　倍），而且大多數顯然是在不準備應付盧溝

橋衝突的地方從事演習。因此，日本軍隊僅約　１３５　人捲入了起初的戰鬥。②

不管是不是日本人蓄意挑起了盧溝橋戰端，事變本來無須導致一場大規

模的戰爭，因為　７　月　１９　日宋哲元簽署了一項從宛平撤軍的協議，並在其他方

面完全滿足了日本的要求。但是，南京和東京的決策者們發生了較大的原則

性爭論，這些爭論把兩個國家推入全面戰爭。國民政府認為，任何僅由北平

地方當局決定的解決辦法，都會支援日本提出華北脫離其管轄範圍的要求。

因此，它堅持維護中國在華北的全部主權。它還把幾個（２—４　個）師從華中

推進到河北南部，靠近保定，對華北日軍形成巨大威脅。另一方面，日本人

以把國民黨權力排除出華北的原則作為其政策的基礎。在中國人顯示力量面

前，他們決心不向後退。因此，他們開始在平津走廊上加強他們自己的兵力。

７　月　２５　日，日本人與宋哲元的軍隊再次衝突。三天以後，華北的日本司

令長官宣佈了“一場對採取行動損害日本帝國威信的中國軍隊進行的膺懲

戰”。①四天之內，數以千計的中國守軍陣亡，而日本人控制了整個平津地區。

當時雙方政府的政策都變得強硬起來。日本首相近衛文麿於　７　月　２７　日聲稱，

他決心取得“中日關係的根本解決”。②而蔣介石也於　７　月　３０　日宣告：“現

在我們唯有領導全國民眾，舉國一致，鬥爭到底”。③

８　月　７　日，蔣介石和他的高階顧問們正式決定進行一場全力以赴的抗戰。

④於是，他冒了一生中最大的，也是最有爭議的一次風險。他決定把戰爭的主

戰場從華北轉移到上海。南京的戰略家們認為，比起華北的開闊地帶來，上

海更適宜於與日本作戰，因為該市的阻塞地區將抵消日本在大炮、坦克和後

勤能力方面的優勢。對上海日租界⑤的攻擊，也會把日本的注意力從北方轉移

過來，使那裡的中國人有可能加強他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