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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是國家的根本，政權政治則是政治這一大分類的根本。
而有政權就自然會有官員，所以，官員是政權的根本。
君王或者領袖並不是政權的根本，官員才是，因為只有官員才是站在最前線和普通民眾打交道的生力軍，不過在中國傳統五千年的歷史發展中，君王則是政權的根本，官員只是君王的家奴。
這倒也沒錯，因為官員隨時可以更換，而君王不行。
而隨著終身制和帶有濃厚父傳子家天下的封建王朝落幕後，君王不在存續，繼而逐漸演變成了一個‘最高階的官’，那麼政權政治就變得良善了。
官員拆分開，就是官職和公員。
中國，是一個擁有極高官本位特性的國家，故而在中國曆代封建時期做官，都是全天下人的夢想。
這裡用了全天下人絕不是誇張，包括和尚、道士等方外之人，我們翻開史書，一樣會看到這群人為了做大官而不惜折節取悅君王乃至從逆造反的例子。
如果有不為所動者，只能說明朝廷給的待遇還不夠。
官員是政權的基礎，也是君王權力的延伸，這一群體的存在幫助君王穩固統治、治理天下地方、教化百姓，所以有了蘇綽那句話。
“具官為天下之本。”
如何選官、用官、治官是歷代王朝、君主最需要學習和掌握的一項‘技能’，凡這項技能大成者可稱為千古一帝，中庸者亦可稱為守成之主、下成者便只能落一個昏君、無能之君的名號了。
駱永勝定下了大楚朝廷及下地方各省的公員編制，這屬於選官的基礎，而考《楚典》入仕途，便是選官之道。
因此，選出來的官好不好，不在於駱永勝，而在於《楚典》。
這不是一個遊戲，這些人走馬觀燈般從駱永勝面前一過，什麼政治、謀略、武力、統率的四維圖就進入到駱永勝眼中，可以直觀的看到一個人是不是大才、一個人才擅長哪些方面。
話又說回來，即使駱永勝具備這個能力，一個江西就有大小五千多名公員的編制，他看得過來嗎。
全天下又何其多、官員的迭代更新以及新老交替速度何其快，他看得過來嗎。
所以選官靠的不是君主有一雙多麼毒辣的眸子，靠的是選官之道是否良性有序。
漢朝的舉孝廉制度便是一種選官之道。
一個人孝順，那麼他的品德、人性就應該不會太次，做了官應該就會是個好官。
這是漢代君王的想法。
於是有了二十四孝的故事，後人來看，便可以直觀的看到其中有很多愚孝的行為，傳承衍變下來，甚至發生了許多悖逆人倫道德的行為。
更何況，誰又知道行這些孝悌之事的人不是在作秀呢。
姑且在這一點上咱們論跡不論心。
那麼，他們透過孝順而入仕，也只能說明這群人是一個孝順的人，不代表他們就是一個好官。
這是兩碼事。
魏武帝曹操也是舉孝廉入仕，他在為漢臣期間見過太多同為孝廉出身的同僚禽獸為官，故而基業草創期間，頒行了招賢榜，荀彧荀家這個潁川士族代表，為曹老闆舉薦了大量的極其優秀的人才。
舉賢不限文武，因而曹老闆創業前期，麾下聚納了大量的謀臣武將。
舉薦制度便因此取代舉孝廉制度成為了新的選官之道。
九品中正制的誕生加劇了舉薦制度的惡化和腐朽，致使大量本沒有才能且昏聵的廢人甚至是壞人透過這條選官之道入仕為官。
選官是官員的基礎、官員是政權的基礎、政權是政治的基礎、政治是國家的基礎。
從選官階段開始就腐敗，那麼最終結出的惡果就是司馬晉的腐朽與毀滅。
在南北朝這一混亂時期，各國各朝代為求強盛及統一天下，自然更加重視官員的能力，並且發現了舉薦制度的弊端。
思想種子開花結果，楊隋有個皇帝坐不住了，他貿然的向已經固化的門閥階級發出了挑戰。
科舉制度隨著隋王朝的崩潰而誕生，成就了在華夏文明史中堪稱留有最濃重色彩的唐王朝甚至是唐帝國。
自唐及後一千多年，歷朝歷代的政權政治基本都是在唐王朝的基本盤中打圈轉，有微調無大改，這就是最直觀的表現。
所以說科舉制度好不好，當然好、非常好。
科舉出現併成為國家新的選官之道，成為了天下有能力者、寒門士子躋身仕途之道，中國的
